晴時多雲

社論》解決低薪的正道

全球化的重大後遺症低薪與失業,擠壓出龐大的低端魯蛇,彼等雖為弱勢族群,卻能透過抗爭與網路傳播將不滿化為實際影響力。小英就任後,文青式喊話不斷,依舊未能撫平「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支持率下滑,執政陷入泥淖。然而,為了爭取這一塊高分貝的勞工族群,政客爭相拋出民粹訴求,例如最低工資法公投,以及所謂「最低工資夢想數字為三萬元」等。

低薪是台灣長期存在的事實,也是結構性議題,解決之道沒有特效藥,朝野與勞資必須以務實、專業心態面對,而非操弄民粹式的對抗與仇恨。(資料照,記者黃耀徵攝)

其實,全球經貿網絡連結日益緊密,新興市場釋出數十億低廉勞力,取代了已開發國家的中低階勞工,跨國企業更大量遷移至新興國家,導致先進經濟體勞工面臨薪資倒退與失業的嚴峻挑戰。而且,全球央行挹注的龐大資金湧入金融市場,製造出以錢賺錢的超級巨富,與多數低端族群形成巨大落差,埋下全球衝突、動盪與戰亂的根源。由此可見,全球化與網路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未必為所有人所共享。處於低薪、過勞與失業困境中的弱勢勞工,自然而然會在政治上找尋代理人及救世藥方,反諷的是,民粹的處方有如符咒,只能求得心靈的慰藉,並無實際藥效,無法根治貧窮的困境,但在失靈的年代,卻成為最暢銷的商品,對政治人物散發出致命吸引力。故而,民粹風潮的席捲,最能考驗出政治人物的抗壓性,如何不抄捷徑,不裝神弄鬼,以堅定意志推動改革,真正福國利民,才能展現政治家的風範。

換言之,全球政經不穩定,使龐大人口淪落於陰暗角落,乃是結構性的病灶,解決之道亦應由結構改革著手,方可奏效。若是企圖走偏鋒,或是基於政治利益考量,以民粹的感性訴求慰藉民眾,則注定徒勞無功,即使少數政客能僥倖取得政治權力於一時,終必像江湖郎中一樣,騙術遭人揭穿、唾棄。誠然,吾人不能將最低工資法公投與基本工資三萬元的訴求,斥為政治騙術,但是,在經濟領域中不以科學方法探求病因,再由專業途徑找出解決方案,結果恐怕是事與願違。台灣的實質薪資倒退十七年,去年五月份的統計數字顯示,全體受僱就業者平均月薪三萬七七○三元,其中,三○五.一萬人月薪不到三萬元、占三十三.九六%。意即三分之一的勞工薪資低於三萬元,顯見所謂基本工資理想數字是三萬元的說法,是多麼不切實際。

其實,依據央行的研究報告,台灣低薪的原因是勞動需求不足與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而勞動需求不足與企業投資不振有關,勞動生產力未提升則牽涉少子化、勞動人口老化。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與產品附加價值,以及提振總需求,促進投資,才是提升薪資的正道。若是政府不此之圖,意欲強行要求企業加薪,或者制定法規予以限制,不但違反自由市場機制,且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劇增,恐將引發裁員倒閉潮,甚至企業外移,反而增加勞工失業與薪資減少,「愛之適足以害之」,此之謂也。

事實上,訂定基本工資法以保障勞工生存之基本需求,亦無不可,只是這部法律如何將相關的經濟、生活指標參數納入,設計出嚴謹的、且適用於百工百業的計算公式,即是一大艱鉅的工程。然而,勞動部早已推動相關立法的前置工作,聽取與歸納各方意見,計畫今年提出「最低工資法」,因此大選綁公投來推動最低工資法顯然沒有必要。而在最低工資法出爐前,目前基本工資係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每年討論決定,其調整的幅度或許無法滿足各方期待,但經過討論協商,顯然會比僵化的法條更可適用實際需求。但不可否認的,當前的政治氛圍已漸無法接受委員會的操作模式,最低工資法的制定成為政治正確的解決方案。

低薪是台灣長期存在的事實,也是結構性議題,解決之道沒有特效藥,朝野與勞資必須以務實、專業心態面對,而非操弄民粹式的對抗與仇恨。經濟議題本需執政者耐心打拚與勇氣承擔,如此才能不為一時的民粹激情所惑,不計較個人得失與毀譽,堅定地推動結構性改革。只有從政策面徹底解決勞動需求不足,有效提升勞動生產力,才能把台灣從低薪的泥淖中拉抬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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