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國輝
今年四月二日，我在自由廣場投書寫了一篇「戰火下的台灣少年工」，記述二戰末期，日本政府從台灣以就學名義徵召了八千四百一十九名小學畢業生赴日，先抵達神奈川縣高座郡「海軍空Ｃ廠」受訓，然後被派遣至各地飛機製造廠，從事製造當時日本海軍最新銳的「雷電」戰機。
那篇文章源於文史工作者林景淵教授編著的《望鄉三千里：台灣少年工奮鬥史》。在他出版的前一年（二○一六），他希望我從地方政府的舊檔案找到當初送學生赴日的資料，但我怎麼找、怎麼問，也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由於周遭朋友的長輩恰有當年的少年工及日治時代的機場維修工，我綜合了這些人的回憶寫了那篇投書，也承自由時報採用，刊載後獲得不小的回應。最讓我意外的是經過半年後，十月十七日，屏東長治鄉的古姓老夫妻搭了三個多小時的火車，到台中市議會指名找我，就只是為了送來他到日本當少年工所保存下來的資料，希望有助於後人撰文時做為有力的佐證。當天我連絡上剛好從台北回台中的林景淵教授，他立即專程趕來，已八十八歲的古老先生送了一顆當年少年工的標誌給林教授，而林教授則回贈他的著作。
事後林教授有感而發，八千四百一十九名台灣小孩到日本造飛機，絕非小事，但是台灣的文獻找不到，有權、有責、有人的單位也沒有人涉足這個領域，全靠民間人士跌跌撞撞找人問、找資料，才能寫成書。這是包括中研院、台灣歷史博物館今後應努力的地方。
經過十月十七日那天的奇遇，我個人十分佩服古老先生夫妻的執著，他為了替歷史留下見證，來回七個小時找一位不認識的人訴說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不應被台灣歷史所遺漏才對。
（作者從事社會工作，曾任台中市議員）
◎ 張文隆
關於一○八課綱歷史科草案，如果用舊視野去看，會覺得把中國史變成東亞史？但其實不然。應該說「用『東亞關係』看中國史」，取代過去習慣的「以『中國中心』看東亞史」。除了略古詳今以外，其實敘述內容差別不大，只是角度轉換而已。
以前會先講中國內部歷史，接著再以中國為中心談中國與東亞及其他地區的關係，這就是過去教科書習慣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互動史」，這其實是天朝史觀的遺毒。
當今在全球化與多元化的趨勢下，強調去中心的歷史教育。我們會希望孩子們不帶偏見，和不同民族、文化互動，所以國民教育的精神就很重要。否則未來的孩子，還是會像我們過去一樣，敵視或歧視其他民族與文化，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像過去的歷史教育讓很多人直到現在還是會仇視日、俄，然後又瞧不起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及朝鮮、東南亞、南亞各民族。如果我們的孩子還帶有這樣的偏見，他們要如何和異民族真心、真誠的互動？
至於台灣史，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再拿「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不見了」作文章！開羅宣言、舊金山和約、中日和約事關台灣的國際地位，到現在不要說台灣內部，就是國際上也對台灣國際地位爭吵不休。所以新課綱不是拿掉，而是開放討論。這對未來世代解決台灣問題是必要的思辨。
我們不期望在我們有生之年，看到台灣問題的解決，解決台灣問題要有耐心，因為這不只是台灣內部問題，也是美中日三強角力下的結果，所以我們要給未來世代充分的資訊去思辨，以求取對台灣最有利的結果。我認為一○八課綱歷史科草案只給建議，但不強迫怎麼論述，論述交給師生和出版社。這是正確的！
（作者為高中歷史教師、教育轉型正義聯盟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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