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屏生
本次司改國是會議，最大的爭議就是司法審判是否採陪審團制？前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涉貪案，正在士林地方法院審理，翁案如果在美國，以陪審團方式審理，情況又會如何？
法官在近日的庭訊整理了三大爭點，第一是翁啟惠在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經由「產學合作」備忘錄，將「醣分子引劑（Globo-H Allyl）」的材料交給潤雅公司，其二，中研院後來和潤雅公司終止契約，改和浩鼎公司簽約，是否違背職務貪污？前兩個爭點是事實問題，很容易查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爭點是：檢方認為翁啟惠之前以Optimer公司創始人身分取得的技術股，翁再轉買取得浩鼎的八百張及六百張不等的股票，再經由這些出售股票的資金，以翁女兒名義認購浩鼎三千張股票，是否有對價及違背職務？
如果翁案在美國審理，會由陪審團以「普通常識」來決定翁是否有罪，如果有罪，才由法官來決定刑期多長，陪審團採密集審理，不能和外界有任何接觸，一開始就是「證據開釋」階段，檢方在開庭才能出示證據，法官及社會大眾不能先入為主，認為「起訴就等同有罪」。
檢辯可以對證據是否有「證據能力」來爭辯，雙方「專家證人」的證詞就十分重要，「專家證人」必須用很淺顯的文字和語言，甚至用「道具」，讓陪審團了解全貌，透過法庭和陪審團的審理，來和社會溝通，決定有罪無罪的是陪審團，不是法官，這是民主國家「分權制衡」的原則，檢辯雙方如不能用最淺顯的語言讓陪審團了解，案子就無法終結，法庭爭辯也極為精彩，本案在美國可能早已宣判，案件的拖延，對當事人、社會和司法都是極大痛苦，人民組成的陪審團，代表人民掌握民主全部權力，包括司法。
美國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則說：「法律的生命不在邏輯，而是經驗。」人會有私欲，也會貪財，將私欲轉為公利，這是美國「拜杜法案」科學技術移轉法的重點，台灣司法的最大弊病就是法官與人民和社會脫節，司法院或可選定若干翁啟惠案這種矚目案件，以美國的「陪審團」來試行，再決定是否全面採行。
（作者為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專攻國際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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