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懿倫（清大社會所研究生）、林飛帆（島國前進發起人）

日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三人在內的十六名抗爭者，因香港律政司對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九二六重奪公民廣場」及同年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畫衝擊香港立法會」兩案一審結果的刑期覆核，遭判六至十三個月的刑期並即刻發監。一年來，從限制普選權，到以人大釋法取消六名議員資格，利用法院打壓投身抗爭的運動者，在在顯示中國的威權進化且以「司法」壓制反對派已是香港人難逃的處境。香港政治犯世代的誕生，不僅意味香港民主派長期視為最後防線的法治基礎與政治自由已被壓縮殆盡，法治已成為北京打壓異己的利器，這是香港司法系統的威權化，也是習上台對中國香港邊界的「再界定」，更是習政權給國際社會的訊號；對周邊仍在追求且珍視民主的國家而言，更無疑是中國威權持續進化、擴張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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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之前：想像「威權大國」即將治世

習上台後，於中美及八大工業國等高峰會等場合在氣候變遷、經濟全球化等議題上，積極展現領導全球秩序的意圖，此一態勢在川普上任美國總統後有增無減，間接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將做個有別於美國的「負責大國」。但諷刺的是，雖然對外展現負責大國的意圖，中國經濟增長仍建立在持續增強的對內維穩與控制。近年來，中國維穩和鎮壓力道已從中國本土逐漸外擴：在國內，有新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限制境外組織發展，近來也嚴密管控網路；對外，毫不掩飾地施壓如「中國季刊」等學術期刊撤除中國看不順眼的文章。特別要強調的是，由於香港長年作為世界面對中國的最前線，今日中國對香港司法權的政治侵蝕，如是打造的新中港關係就預示了中國接下來所欲追求的新世界秩序為何。

政治學者Seva Gunitsky便指出二十世紀四次國際霸權間的權力重組（他稱為霸權衝擊）——即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二九年起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以及蘇聯解體——這些衝擊讓新興的強國有空間透過「脅迫」、「引誘」與「模仿」等三組機制促成其他小國在國內施行大規模的政體變革。「脅迫」在戰後最經典的案例，是美蘇直接以軍事佔領由上而下打造全新的政體；「引誘」是藉由貿易增長打造跨國的恩庇侍從網絡，如大蕭條期間美德兩國的勢力消長，使納粹得在東南歐及拉丁美洲國家藉由貿易增長創造依賴關係，來延展其政治影響力並推行政權更替，其中又以亟需出口農產品的國家為要。最後，霸權衝擊更加強化強權政體的成功和正當性，這些政體跟制度因而成為小國爭相「模仿」的模範，例如一戰後民主化浪潮。這三種機制有時甚至相互強化，如引誘跟模仿，是蘇聯解體以來最為普遍的推動政體轉型的機制，眼前中國世界性的崛起正是如此。簡言之，中國的經濟全球化一來透過貿易跟投資使其貿易夥伴對中國愈發依賴，同時也為全球各地獨裁者夢想的威權發展主義提供背書。根據Gunitsky研究的警示，我們是否已經處於下一個霸權衝擊的前夕？

對內控制的對外示範效果

確實，除了七○年代起就在經濟、軍事及意識形態等方面受制於中國的柬埔寨之外，近年來中國威權主義也逐漸引起更多東南亞國家效尤。泰、馬等國政府遵照中方指示，限制黃之鋒等入境，甚至允許中國在其境內逮捕異議者，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桂民海便是一例。泰國前外長Kasit Piromya就曾於二○一六年指出，近年來中國嘗試向外輸出結合一黨專政與經濟發展的概念，對許多東南亞國家確實具有相當吸引力。

中國對內控制的強化不但擴大限制中國人出境（如禁止部分學者外出訪問），也連帶影響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台灣公民李明哲，即在今年三月被中國逮捕拘禁，並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成為中國通過新的「境外NGO管理法」後，第一位遭捕的境外NGO工作者，其至今身處何方家屬不得而知，更遑論直接聯繫確認其安全。如此種種，不僅使過去不太憂心極權控制的外國人噤若寒蟬、避免入境中國，更使台灣許多社運工作者不但避免前往中國，也要擔憂前往東南亞部分國家的可能風險。

霸權消長之際在前線持續抗衡威權擴張

相比中國持續明目張膽地對外輸送擴大其影響力，蔡政府執政下的台灣似乎尚未能夠找到切入香港、台灣—中國關係議題的合適角度，蔡英文上任一年多雖能固守部分兩岸談判底線，但仍屬被動。這樣的「被動」不僅限於兩岸的高層政治互動，也連帶影響公民社會面對中國所能發聲及行動的範圍。當公民社會和政府一同被動地等待因應中南海制定的新局，也就限縮了過去幾年所開創出的陣地戰空間，包括了香港在台灣公共討論的快速消逝、昔日港台命運共同體感不再鮮明，這些都反映台灣運動者在面對香港的連帶失語與行動上的莫衷一是。

北京對香港的打壓愈加嚴厲，如專上學聯前秘書長陳樹暉訪台所言：這使得香港民主運動議程已不能只停留在普選權，必須開始考慮一個重奪行政、立法、司法自主性的整體運動方向，這也是香港民主派必須丟下過去法治包袱、重新凝聚反對運動的重要契機。然而，當香港運動者重新檢視民主運動走向之際，同處於中國威權擴張最前線的台灣，何嘗不需從更寬廣的角度，思考台港在地緣政治下的命運連帶，提出台灣民主運動的新可能？

至目前為止，香港近日的處境雖引發國際關注，但國際社會的聲援卻也顯得零星而消極，十六名政治犯（未來將有更多）僅獲一兩天的國際媒體報導，遠不如川習會佔據的國際新聞版面。號稱民主的西方諸國，在面對強權興起時的噤聲與無所適從，也正是霸權日益強大的徵兆。因而，與香港同樣面對中國威權擴張第一線的台灣，更應在國際社會不知如何正面回應中國之際，為香港也為自己挺身而出。過去「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將台港關係視作悲慘命運的前景和對照，也使得台灣方面看待香港停留於一種工具性的參照——唯有當台灣也面臨緊迫的中國壓力或台灣政權對中國門戶開放時才會成為有效的「警醒」。現在，這個口號已然失效，也無法精確描繪台港命運的連帶。在共同的地緣政治關係下，台港所遭遇的威脅是即時且同步的，忍讓中國對香港民主的無盡打壓，將強化區域中其他國家對中國威權模式的仿效，更使台灣在區域中的角色和處境更加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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