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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國文課綱爭議的虛與實

2017-08-29 06:00

十二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前天審議,備受各方矚目。教育是國家社會根本大業,國文攸關學子基本語文能力,課綱審議自屬大事一樁。同時,在國家認同出狀況的台灣,總有人戴著大中國的有色眼鏡檢驗教育內容,一如社會領域的歷史、地理課綱,國文課綱也出現「去中國化」假議題,以致黨國要員洪秀柱跳出來批判,中國媒體隔海叫囂,學生委員林致宇還接到恐嚇電話。

近日國文課綱審議傳出「去中國化」假議題,以致學生委員林致宇還接到恐嚇電話。(資料照,記者方賓照攝)

拿「去中國化」批判國文課綱,一如近年在其他領域的類似爭議,都出自見不得台灣走向主體自立、認同這一土地與住民的心態。這一心態的來源,主要有兩端。其一是戰後專制威權的外來政權,長年獨尊中國、貶抑本土,且強加於教育及社會生活。轉型正義尚待完成的台灣,以「去中國化」做意識形態鬥爭的陋習不改,尤常見於政媒之中的黨國殘遺;這一口號一再高喊,已成陳腔濫調。

另一主要根源,是謀取台灣心切的中國。近年崛起的中國,領導人獨裁霸道氣盛,揚棄鄧小平的陰柔內斂,但在「富國強兵」的表象之下,政經外交潛藏重大危機。面對台灣主體認同的全面提升且年輕化,它總與台灣人民站在對立面,脆弱的「強國」玻璃心一再展現,動輒祭出「去中國化」打壓,還以「文化台獨」加碼,激起的反感更大。

以「去中國化」攻訐國文課綱,只要以常識、常理檢驗,即可看出其虛假而站不住腳。基本上,新課綱以學生為本位,強調語文溝通能力,現今提出的高中課綱草案,從最有爭議的必修文言文、白話文比例,到文選、古典、詩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無一不是以中文或漢文書寫內容,表現方式並非外文,哪來「去中國化」?誠然,國文必修學分或有調整,但增加選修及必選,彈性變大,總學分未必減少。如此安排,還要為它扣上「去中國化」的帽子,簡直莫名其妙。

其中,必修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是值得討論的老問題。現行文言文比例上限為六十五%,課綱研修小組建議降為五十五%,普通高中分組會議通過減為三十%,白話文上限由五十五%提高為七十%;文白比例本難有一致見解,如今調幅不小,爭議更大。尤其來自高中國文教師及中文學界的意見,大都反對明顯調降文言文比例;但從大減文言文比例在分組會議表決以全數通過,凸顯這是有廣大社會基礎的國文教育改革之舉,不能以「企圖斬斷台灣與中國的語文、文化血脈」的偏執反對意見而受阻。

誠然,有良好文言文訓練者,可直接閱讀古籍經典,寫作用字或較精簡,但文言文畢竟不是活的文字。中國近代思想家魯迅曾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又說「漢字的艱深,使全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魯迅指的漢字,是文言文。一百年前在中國發起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說得更直接,強調中國近兩千年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作的」、「死文字絕不能產出活文學」。箇中癥結,在文言文脫離「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的原則。現代漢文也因胡適等人力推白話文而產生新的生命力,免於被時代潮流淘汰。

放在台灣的現實,文言文做為菁英或經典教學之用,雖無不可,但在適用國民教育的範圍,沒有與現實脫節的奢侈。語文教育須聽、說、讀、寫俱進,文學修養及文化欣賞固然重要,但語文的實用表達和解決問題才是基本技能。以往文言文比例高達七成五,國文教學以翻譯、注釋、背誦為主,讓學子陷於學習的苦悶、厭惡、浪費時間,而考完試或畢業之後,大都「還給老師」。相形之下,實用的白話文,在教學有如放牛吃草,常遭「自己念」輕率對待;台灣學子在國際測驗的閱讀能力評比衰退,與此有密切因果關係。

這次高中國文課綱審議,委員不限國文教師學者,還有學生參與,這是擺脫本位主義的務實作法。審議委員既有普遍代表性,建議文白比例、教學內容、選材,乃能實用而重視與台灣的土地及人民對話;國文教育改革邁向好的方向,誠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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