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伊翎
李明哲自從三月十九日被失蹤至今一○九天，仍未有具體資訊。直到五月廿六日，中國才說他們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正式逮捕，但仍拒絕家屬探視，也拒絕與我國政府溝通。六月十四日，中國指派律師給李明哲，但該名官派律師至今未曾與家屬聯繫過。
李明哲，並非台灣第一個在中國被失蹤的案件。過去，台灣人在中國被任意關押，大部分的個案都不會上媒體，大都任由對方予取予求，但最後人是否真的會放出來，也無法知曉。而海基會、陸委會、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大概都有限，即使是國民黨執政期間，也都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ＮＧＯ就跟聯合國的各種人權機制絕緣，每當民間窮盡國內救濟管道時，就沒有其他區域或國際的救濟管道可用。其他國家或國際人權組織通常也不大會關注台灣的人權情況，因為還有情況更糟的國家。因此，台灣的人權問題，在國際上也往往是一個孤兒，並未受到重視。
二○一七年，適逢中國「境外ＮＧＯ管理法」的實施，及李明哲長期關注中國人權，都格外引起國際媒體及國際人權組織的關切。而李凈瑜女士拒絕私了，也凸顯出我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其他救濟管道的危機。
六月底，當我們拜訪聯合國特別機制時，原本很擔心因持我國護照而被拒絕進入聯合國大樓，所幸由於國際人權組織的協助，及聯合國強迫失蹤的工作小組正式受理，我們並未遭到任何阻擾。
過去，台灣並不是沒有民間組織去向聯合國申訴的經驗，二○○五年，樂生院自救會也曾向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陳情樂生院的迫遷問題，當時特別報告員也曾對此發出聲明。不過，台灣政府未曾重視，也無後續。其他個案，則因特別報告員將個案轉給北京政府，並無實質幫助。這次，卻也因為侵害人權的是中國，使得李明哲案被正式受理。
當台灣政府不斷在感嘆國際地位備受打壓的情況下，不如仔細想想台灣自己在國際上的立足點究竟是什麼。此行，國際組織、他國代表都是對於台灣的同婚釋憲及公約審查感到欽佩，也覺得未來有很多人權議題可以合作。
李明哲被失蹤，對於老是說自己是人權立國的台灣，或是老是說自己以法治國的中國，或是各種國際人權機制來說，一樣都是試金石。考驗的正是每個國家社會及這些機制，究竟有沒有核心價值。
當我們的政府選擇低調，當我們的社會多數人不敢參與連署，或反過來譴責李明哲為何要去中國，或譴責李凈瑜的高調，另一方面，我們卻又不斷擔憂中國崛起，造成我國的外交危機。究竟，被打壓的到底是一個空洞的主權？還是一個真正有核心價值的國家社會？
（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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