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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這一刀本來有機會阻止…

2017-05-20 06:00

◎ 廖福源

十八日發生精障者家庭的人倫悲劇,此新聞出來至今的資訊顯示,這個家庭是長期在孤軍奮戰的,父母的離世,更加重哥哥照顧上的重擔。我們這時該思考的是,我們的社會資源為什麼沒有進入這個家庭幫助他們呢?

問題背後反映出整個台灣社會在精障者的社區支持服務不足,以及提供到宅家庭訪視工作者的數量也遠遠不足。以首善之都台北市為例,領有精神疾病重大傷病卡約有一萬八三二七人,領有精神障礙手冊約有一.五萬人,可是我們的社區支持服務只能提供五千四百的服務能量,也就是說,每十個人就有七個人使用不到社區支持服務的資源,有七個人被漏接了,十個家庭有七個家庭獨自承擔照顧的責任,苦無社區資源的奧援。

再據衛生福利部一○四年統計資料指出,全台有超過二四八萬人至精神科就診,但有接受政府追蹤服務之社區照顧精神病患僅十四萬人,其中每年被追蹤之精神病人只有一.五次面訪機會。而在家屬被要求負起這麼大的責任及協助精神病患生活重建的同時,二○一六年台灣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中,卻沒有一項是完整地協助家屬面對患有精神疾病的家人,因此,發生這樣的人倫悲劇令人難過,但這不是意外,而是政府長期忽視精神病人社區及照顧者支持失能的結果。

針對此案,筆者以精神社區工作十年的經驗,呼求政府從四個方面落實辦理:

首先是補足補滿到宅式的訪視服務,不單以就醫治療為服務標的,要將工作指標社區生活支持及生涯發展的面向,像是人際網絡、社會參與、生活意義、就業獨立為目標,把人從家裡帶到社區,以減少照顧者的重擔。但當我們把人從家裡帶往社區,也代表著社區要有更多的服務能量承接精神病人,要增加社區支持服務的據點及團體。

接著,社區服務及照顧者支持資訊的可近性;從醫院門診及住院的初始,精神病人及照顧者就可取得如社區資源包的資訊,讓他們一開始就擁有主動權,找到他們需要的社區服務。

其三,在精神病家人有情緒危機的同時,是否有一個能讓照顧者或當事者得以喘息的空間,也許精神病家人的狀況未達需強制就醫的程度,但如果有此喘息、過渡空間,對家人來說就是減輕照顧壓力;另外也必須提供照顧者精神衛生的教育,以及照顧同儕支持團體,像是教他們如何跟家人溝通、照顧同時也要善待自己等觀念。

最後,精神障礙者的照顧支持是要長期陪伴的;然而,依目前長照二.○的規劃是將身心障礙者納入,但從各式長照需求評估量表來看,如同排除了精神障礙者,也間接排除照顧者及其家庭。因此,建議政府通盤研究精神障礙者家庭的需求,把他們納入長照系統中。

做為一個在精神社區服務十年的社會工作者,加上在伊甸基金會成立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一年多的經驗,我認為,這樣的人倫悲劇是有機會被阻止的,只是政府能否願意正視此一問題,拿出預算與執行力,改變以往重醫療、輕社區的心態,並打破衛政、社政的藩籬,一起為我們眼前受苦的人們做出改革的決心。

(作者為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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