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取自AIT臉書專頁）
◎ 雲程
七十週年的二二八很不一樣。在走過多年哀傷、憤怒、整理等階段後，學者開始嘗試建構二二八的整體圖像—不僅以國際視野出書，更在紀念研討會中，引介「軍事佔領」的研究途徑。
唯有透過軍事佔領，才能掙脫過去國共視野的枷鎖，體認二二八絕非國民對本國政府的「官逼民反」，而是戰勝國宰制戰敗國的「軍事統治」；是敵我對待，而非同胞解救。此研究途徑未來將面對：蔣介石當局與中華民國徹底不同的震撼—一九四五年被盟軍授權來台的是蔣介石當局，而非中華民國。所謂「中華民國」政權，在一九四九年有個根本斷裂—正牌ＲＯＣ，已在中國滅亡；流亡台灣的，是被盟國依照佔領法委託，並為服務國際政治需要，之後以台北和約與協防條約等新創的冒牌中國政府（蔣介石當局）。北京就是無權繼承台灣當局。
台灣既不屬中國，也尚非國家（state），經過多年，我們該問的仍是：這個當局與人民土地的法制關係—佔領何時開始？如果沒被授權終止，並將權力移轉當地合法政府，佔領怎能結束？戰敗的台灣豈能豁免於賠償？與台灣無關的ＲＯＣ憲法已死，它需轉換為「佔領區基本法」的角色，才得以在台灣苟活生存！也只有透過如此，才能驚覺：軍事佔領當局長期統治台灣，是在國際法默認下成形與茁壯。
隱而不顯的是一九四二年成立、已被遺忘的中緬印戰區（CBI）：盾牌右上藍底白星，左上青天白日，下方是紅白相間條紋的盾徽（coat of arm）。此盾徽本應隨終戰、和約而成為歷史，為何近年來不斷浮現—二○一五年元旦，馬英九穿皮夾克參加升旗典禮左臂上有此盾徽；二○一六年租用華府李查蒙哥馬利高中舉行的升旗典禮，中華民國駐美軍事代表團，也張舉此盾徽；二○一七年漢翔公司F-16升級案專用棚廠落成典禮中，也在ＡＩＴ處長梅健華眼前堂皇登場（見圖，取自ＡＩＴ臉書）。
歐美文化中，盾徽或紋章（emblem）絕非裝飾，而是彰顯個人系譜與機構權威的官印。或許，對台灣而言，CBI就是佔領當局權威的源頭，才讓相關人等隱諱地展現。
二二八研究，不僅要公開與搶救國內史料，還要參引盟軍總部GHQ/SCAP，甚至英美加日印澳等國資料；在心態上，更要勇敢切斷國共視野的長期綁架。正確的門已打開，該走的路還很長遠呢。（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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