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嘉霖

一例一休上路，立即衝擊產業界，部分資本家出面抨擊政府決策。事實上，一例一休的實施，確實可能引發連鎖效應，可能帶給台灣更多的社會成本，但也可能是台灣產業轉型的契機，端看政策的整體配套周延性。可惜的是，一例一休政策的實施過於魯莽，缺乏整體經濟、勞動政策的戰略性思考。

一例一休新制的正面效果，首先就是勞工加班可獲得較多的薪資報酬，抑或是雇主為了節省加班費而縮短工時，所以對於「低薪」與「過勞」之惡，理論上可獲得緩解。但是，一例一休也會有負面效應，包含：企業為規避加班費，增聘部分工時勞工；企業可能將加班費的成本，轉嫁到物價上；體質虛弱的企業無法負荷人事成本增加，因而裁員、倒閉；知識型勞工比體力勞動者更能實質領取休假日的加班費，會加深薪資Ｍ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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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問題，在之前的政策討論過程中，民進黨政府完全沒有提及因應對策，在沒有充分考慮後果的情況下，倉促上路，十分魯莽。如果當時民進黨政府能夠謀定而後動，不僅能緩解一例一休帶來的衝擊，也可透過其他政策配套，轉化為產業升級的契機。基本邏輯是，透過勞工權益的提升，淘汰體質虛弱的企業，政府再透過相關政策工具，將勞動力導引至其他產業。

勞動政策典範的北歐福利國家︱︱瑞典，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就曾以提高體力勞工薪資的手段，迫使無效率及獲利較低的企業退出市場，從而達到產業升級的效果，也解決不具發展性企業慘澹經營的窘境。因此，體力勞工薪資調升，不僅是勞動權益的政策，也是產業升級政策的一環。

當時，瑞典政府除了提升體力勞動者的薪資之外，同時也釋出強大的職業訓練能量，並接手僱用大量勞工，且擬定產業升級整體願景，與企業界取得共識。如此兼顧勞工權益與經濟生產力，達成社會和經濟目標的和諧。

民進黨政府在一例一休政策的推動過程中，缺乏的就是如瑞典政府這樣的整體戰略高度，不見經濟、勞動的跨部會討論，薪資、職訓、物價及經濟政策支離破碎，導致原本是促進勞動權益的進步法案，無法發揮應有的政策效果，十分可惜。（作者為台聯文宣部副主任、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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