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日前開議，重要議題之一是勞工權益，包括「七休一」爭議與颱風假是否入法，部分立委果然展現關心勞工的質詢秀；而教師節勞工放假、教師反而不放假的荒謬劇即將上演，主管機關卻視而不見。與此同時，失業率創下近兩年新高，實質薪資所得仍倒退十六年。勞工權益提升是文明社會的表徵，但是任何冠上公平正義之名的改革一旦成為政治正確的指標，很可能會帶來相反的結果；台灣是否已搭上這種失速列車，不得不令人憂心。
吾人從不質疑勞動條件提升的重要性，一個生活無虞的勞工階級乃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但是，勞工權益得以改善的重要前提是經濟成長，亦即必須具備堅實的物質基礎，才能真正落實，成為國家正向發展的能量。諷刺的是︰當勞動條件成為社會爭議焦點時，往往也是景氣低迷，產業發展陷入瓶頸之際，因此勞動條件即使由於非市場因素介入而提高，卻成了產業無法承受之重，使其喪失競爭力，不但無法解決低薪的困境，甚至導致裁員與失業，讓弱勢勞工嚐到惡果。
我們當然重視勞動條件的提升，卻更憂心理論與實際的落差。首先，任何主張或理論的落實要有現實基礎，否則只是書空咄咄，淪為空談，無法實踐。換言之，台灣勞動條件要逐步改善或者一步到位，必須檢視台灣經濟的承受能力。遺憾的是，當前台灣經濟正處於空前未見的長期低潮，外部需求大幅萎縮，導致出口連續負成長，而內需也未見增長，加上產業轉型成效不彰，資本市場低迷，觀光業也因中國的政治操弄受到重創，總體經濟竟然只靠著意外暴增的蘋果手機銷售帶動電子通訊出口大增，稍解燃眉之急。但經濟前景仍未出現積極樂觀因素，勞動條件的大幅提升顯然缺乏有利的客觀環境。
其次，台灣的產業型態仍以代工為主，欠缺科技與網路的新創產業，生產大量依靠低技術門檻的勞動力；而此種產業型態早已因大量外移無力促進台灣本身的就業與薪資。尤甚者，全球化已讓勞動競爭處於同一平台，而新興市場的後起者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嚴重壓抑了勞動力的「價格」，削弱了勞工的議價能力，造成低薪成為全球化的普遍現象。而台灣產業多數以海外為生產基地，海外生產比逾五成，形成一種獨特的「台灣接單、中國生產」三角貿易型態，不但堆疊出台灣ＧＤＰ虛胖的假象，更導致就業與薪資的停滯與倒退。在全球化日益緊密的趨勢下，資本具有高度流動性，而勞力卻幾乎固著於一定區域，但競爭卻來自世界各個角落，而以台灣產業生產的高度全球化看來，台灣低技術門檻的藍領勞工實已處於不利處境，若無法打造出新的產業型態，卻只著重於在勞動條件的爭吵，無異捨本逐末，反而傷害了勞工的權益。
吾人或許應該看看日本的經驗。曾被譽為世界第一的日本經濟失落近三十年，近年來為了與新興市場競爭，勞動條件不斷降低，大量增加派遣工，取代必須付出更多勞動成本的正職工，在二○一四年包括兼職與派遣的非典型僱用員工已占勞動人口的四成。日本景氣再不濟，仍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經濟底子猶在，卻必須大量僱用非典型員工，方可維持企業的生存，此一例子足供勞運者與執政者思考！
尤甚者，台灣經濟的翻轉必須仰賴新創產業，但是，勞基法對於勞動條件的限定，係以傳統製造業的生產線模式思考，把工時、休假等皆僵固化，讓企業營運失去彈性空間。若以這種過時的法規做為產業勞資關係的規範，則當前引領全球新經濟的產業，特別是網路與自動化、分享經濟領域，勢必無法迅速茁壯，成為產業主流。台灣企業已經舉步維艱，競爭力快速流失，此刻以嚴苛的勞動條件綁住產業，經濟怎麼走下去？吾人認為，勞動條件的改善是必要的，但不能一步登天，否則摔下來的後果必然慘痛；而勞資與其聚焦勞動條件的爭論，不如努力打拚轉型，振興經濟，則各自面對的困局便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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