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觀光業的遊行抗爭到特定台商斥責「台灣社會真的有病」，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就是逼迫蔡政府說出「那四個字」，即由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坦承自創的「九二共識」。雖然那四個字與台灣絕大多數民意背離，但不可否認的，中國以商逼政的力道將逐步增強，因此那些迎合中國意圖的抗爭行徑看似可笑、可悲，然而「以商逼政」有長期二、三十年厚植的基礎，政府的應對絕不能輕忽。
中國對台政策的一貫目標係併吞台灣，但策略上則因應不同的時空背景而有所轉變。蔣介石敗逃台灣之初，中共在戰場上摧枯拉朽、秋風掃落葉，贏得壓倒性的勝利，此一階段自然而然延續國共內戰的武力解放策略，宣稱血洗台灣。然而，受制於韓、越戰爆發，共產集團與民主世界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確定，台灣因處於阻擋紅色中國向外擴張的戰略位置，因此在美國強力保護下，免受中共武力荼毒。至蔣經國執政晚期有意採行本土化，且經黨外反對運動的抗爭，民主逐步萌芽，經濟更是循日本的發展經濟經驗突飛猛進，躍升為四小龍之首，相對的中國，處於文革的大整肅烽火，社會封閉，經濟落後，國弱民窮，根本無力武力犯台，因此鄧小平等務實派上台後，乃改採冷和戰略，拋出一國兩制的誘餌，企圖展開所謂國共第三次和談，但在蔣經國定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戒律下，國共第三次和談圖謀破局。
第一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上台，展開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認同台灣的本土意識滋長，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成了多數民眾的共識，中國遂掩蓋猙獰的面貌，戴上統戰的笑臉，主要策略則是「以商逼政」，在經濟產業上另闢戰場，即所謂「以銀彈取代子彈」、「買台灣取代打台灣」。不可諱言，此一策略實施多年下來成效可觀，不僅讓台灣因產業人才資金的西進外流，形成產業的空洞化，經濟發展失去動能的困局；相對的，中國卻因引進台資助長經濟發展，使其國力迅速茁壯。諷刺的是，當台灣經濟日漸枯竭，而中國經濟快速成長時，台灣對中國依賴就日益加深，有如施打嗎啡減少病痛，失去了對抗中國以商逼政病毒的強健體質。甚至可能因無力解決困局，逐漸走上主權退讓的不歸路。
其實，中國以商逼政讓新政府陷入進退維谷的窘境，乃是可以預見之結果，並非不可測的變局。吾人對於箇中利弊早有深入分析，力諫馬政府不可向中國傾斜。無奈馬政府時期，一方面是親中意識形態作祟，一方面則是經濟衰退無計可施，因此向中國全面傾斜，作為提振台灣出口與內需的解藥。台灣傾中之路遂由傳統製造業、科技業西移，轉而引中國觀光客入台，以填補台灣內需缺口。而中客來台大門一開，因中國刻意鼓舞與操作而一路暴增，台灣各處景點與夜市充滿中客，製造出內需熱絡的景象。然而，中客挹注台灣經濟只是假象，在開放中客來台的同時，中港資也在台灣建立「一條龍」營運模式，從旅行社、導遊、飯店、餐廳、禮品店，囊括中客來台觀光的絕大多數利潤，台灣本土業者只能喝到剩下的湯。即使如此，中客來台提供低薪就業人口與店家的微利，仍然是中國以商逼政的重要籌碼。
本土政權上台後，中國以商逼政的效應全面發酵，而其武器卻是我方長期以來自動提供。一是我方以中國為代工廠，使得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超過五成，就業機會流失，薪資倒退，乃失去了對抗中國政治壓力的經濟基礎；一則中客來台，雖然對內需並無強力挹注，卻製造了以此維生的數萬就業人口，以及相關設施的過度投資，必須靠著中客不斷來台方能維繫，對中國的依賴逐漸養成難以戒掉的癮頭。因此中國發動以商逼政的攻勢，乃成了小英執政以來的重大考驗，只有台灣經濟迅速脫離中國的軌道，不再依附中國，才能真正因應這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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