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三日，十幾萬人以「反污名、要尊嚴」訴求走上街頭反對年金改革，但紛擾仍未止歇，連支持年金改革的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批評年金改革會議績效不彰，宣布退出，決定走自己的路。但在這中間，小英政府則快刀斬亂麻刪除月退休金二萬五千元以上退休公教人員的三節慰問金，並且調漲基本工資五％，以回應勞工團體的訴求。如此作為能否做出改革績效，拉抬新政府的滿意度，有待觀察。
坦率而論，年金改革與勞資關係是小英政府民調下滑的主要原因。令人費解的是，年金改革獲得多數民意支持，小英也是贏得多數選票上台，國會則掌握過半席次，而年金的重要戰場則在立法院，顯然年金改革應是一齣好戲，卻仍落得內外困窘，寸步難行，幾乎所有人都得罪的地步，新政府的施政風格確實必須徹底檢討。吾人一再指出，年金改革的正當性無庸置疑，也不是全新的議題，根本不必在意反改革派的抵制與杯葛，應該直接提出改革版本交付立法院討論，並且在立法過程中召開公聽會聽取各界的意見，讓年金改革能夠關照多數人的退休權益與國家財政，消弭職業別與世代的不公，完成永續的制度變革。豈料，執政者的施政風格重視「溝通、溝通、再溝通」，即使有共識的年金改革，依然成立改革委員會，設立冗長的溝通過程，試圖以理性討論說服反對派，卻弄巧成拙，讓反改革派擁有了謾罵攻訐，扭曲事實、傳播錯誤資訊，製造恐慌、仇恨與對立的表演舞台，乃有九三遊行人潮湧出，助長了反改革的氣焰。
其次，勞資關係不僅牽涉分配問題，亦影響社會安定，要有一套兼顧勞資利益的規範法令，才能促進經濟發展，達成雙贏。而台灣實質薪資倒退十五、六年，而且普遍低薪與就業機會停滯，加上不景氣持續，關廠裁員紛爭不斷，勞工處境確待改善。然而，勞動條件的改善是上層結構，經濟發展則是基礎建設；只有經濟成長，產業發達才能實質促進與保障勞工權益。若是經濟萎縮，產業不振，所有照顧勞工的政策都只是畫餅充飢，淪為空談。三十多年前，台灣經濟快速成長被譽為經濟奇蹟，台灣錢淹腳目，當時雖然缺乏完備的勞動法規，但勞工薪資所得豐厚，甚至電子公司、證券公司的打掃歐巴桑都有可觀的年終分紅，此乃經濟環境大好，水漲才能船高的效應。反觀今日勞動法規保障勞工日益縝密與完備，但受僱者的實質收入與工作機會卻未見提升，足證改善勞工處境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經濟發展，它才是一切的根本。因此執政者建構良好的勞資關係時，應該經濟發展與提升勞動條件並進，切莫本末倒置，否則勞工處境改善將只是假象。
誠如評論家所言，台灣需要的是既能「問責」（accountable），又有「效能」（efficient）的政府。威權時代的台灣政府效能很大，問責很少。現在的台灣則是政府隨時都在被問責，效能卻極為低下。小英政府雖然充滿改革理念，但是理念是一種腦內革命，是改革的ＧＰＳ，是一種指引，仍須啟動實踐力，才能到達改革的終點站。年金改革終日議論不休，看似體現尊重各方意見的多元民主精神，卻一直停留在起點，改革列車仍未啟動，所以不僅全教總失去耐心而退出，多數國人也漸感不耐。另一方面，勞動條件提升的初衷，乃在幫助台灣勞工脫離低薪的悲境，但最根本的工作仍在提振景氣，薪資與勞動條件的改善方不致淪為空想。小英政府若能體認施政的本末順序，將可超脫當前的執政泥淖，大步邁向實踐理念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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