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嘉霖
年金改革會議從六月中啟動至今，始終火藥味十足，職業階層對立鮮明，訴求共識決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年改會），從來沒有真正的達到「審議式民主」的精神，林萬億所期盼的「社會團結」，目前為止也只是文青的幻想。這場標榜「由下而上」的年改會問題出在哪？
年改會共遴選三十八個委員，分屬不同的社團及利益團體，希望透過這些委員的加入以達到「參與」的審議民主原則，並且議事規則第十七條亦明定以「共識決」為議決方式，也求符合「協商、共善」的審議民主精神。但是，「民主」會因為這些會議制度設計就因此運轉起來嗎？
年改會議應該要在什麼條件下才能良好運作？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在這次總統府設立年改會之前，台灣社會就有許多公民組織、社團及職業團體，他們因為長年關注年金改革議題，而漸漸形成一個互動與溝通默契，長期的對話討論使他們連結成可儲存正向「社會資本」的綿密網絡。
「社會資本」指的是彼此基於共善的體認而產生的互信，並在這個互信基礎上可以理性對話。良好運作的公民社會網絡運轉多年後，「水到渠成」的形成現在這個年改會，真正達到「由下而上」扎根在公民社會的土壤之上。
可惜，上述理想情況並非台灣社會的事實，總統府設計了以共識決為原則的年改會，但是下層的溝通互動網絡從未存在，硬是從「天上」降下一個年改會，「假裝」台灣跟北歐社會一樣存在著審議民主的傳統，結果就是造成更嚴重的對立，不具代表性的委員卻代表著廣大的軍公教。從年改會的第一次會議開始，台灣社會反而開始累積負向的社會資本，猜忌、零和的競爭心態，擴大了世代與職業階層間的對立。
年金改革工程，不能只期待年改會產出美好的共識決，必須務實地依靠廣大的公民，對應自身職業與身分別的團體，充分參與年金改革討論，使社會多元立場先鮮明浮現，並產出「真正的」公民代表，然後再匯流到全國性的改革會議進行理性討論，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年，耗力費時，但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為下一世代負責任。
（作者為台聯文宣部副主任、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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