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提出了「新南向政策」，由於時值國際情勢翻轉、中國投資環境變化，以及台灣國內政經發展的需要，當時頗有帶領性的路線定向效果；五二○正式就任後，相關各部會紛紛啟動往東南亞的政策連結，也確實讓國人看到了行動的開始。然，基於國家的資源有限，以及務必發揮最大綜效的目標，蔡總統若能以系統工程的概念，就南向的推動進行組織與人力的整合與檢討，則期待在最快的未來看到開花結果，不會沒有機會。
南向，自一九九三年起就是歷任台灣政府的主觀願望，但至今未被認為成功；二○一六年，新南向要再度添薪加火，除了倚仗新時空所帶來的新機遇，勢必要將過去的錯誤列為現成的經驗，來墊高既有的基礎，增加可行性與達成率。
首先，新政府成立後，總統府新設了諮詢性質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直接向總統負責，但是不論從位階與成員（僅有一名主任帶著四名組員），其與實際政策執行的行政院各部會之間，並不具備政策統籌的功能；而目前由各部會在業務職掌分頭推動的南向，即由國發會整合外交部、僑委會、教育部、經濟部，距離國家戰略目標的設計仍有距離，而國安會是總統很可以利用的現成組織，不過蔡總統對於國安會如何如臂使指、順暢運作，透過組織來取代個人之力，顯然尚未磨合出心得，此一決策流程能否建立，將攸關她的主政績效。我們不得不再三提醒。
其次，在對東南亞、南亞的合作與研究，過去偏重經貿，今後勢必要更為多元。最近行政院對東南亞開放免簽、教育部以獎學金擴大南向招生，都可見策略上的靈活；不過，在更高的戰略設計上，新政府心中必須要有更清晰的藍圖。同時，受到中國南海政策的影響，東協的分裂隱然可現，例如越南、緬甸似乎與汶萊換了立場位置，這對台灣的啟發又是什麼？此外，馬政府八年委託中經院政策研究，卻淪為ECFA的打手與化妝師，如今工業局再度委託中經院研究南向，是同一批務虛不務實的研究員嗎？此種單一委託非但流於形式，更已不敷社會、文化等「以人為本」的當代政策需要，至少應以多方委託來補強缺口。
第三，不自外於區域整合、避免招致邊緣化，是新南向一個不言可喻的目的。在TPP、RCEP之前，台灣在FTA的實踐上，先要累積信譽。台灣與新加坡簽有經濟夥伴協定（ASTEP），在東南亞是一試金石，自需善加經營。但有個惡例值得新政府正視，即二○○五年陳水扁政府為改善彰銀財務結構並提升經營績效，因此招國際標，發行特別股以引進策略投資人的往事，當年財政部曾公開表示同意支持所引進的金融機構取得彰銀的經營權，之後台新金以極高溢價比下淡馬錫，但因二○○八年政黨輪替，馬英九政府以二次金改弊案為由撕毀承諾，並被疑採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性介入。
由於台星簽有FTA，最近有新加坡投資者援引「投資者與地主國政府的爭端解決（ISDS）」機制，以前年張盛和部長任內大動作介入彰銀董事選舉，導致台新金利益招致損害為由，打算訴諸國際仲裁法庭進行仲裁；ISDS載明，若經請求諮商未獲滿意解決，投資者可循國際法庭進行仲裁，地主國不得阻撓，並應接受具拘束力的裁決。先前馬政府刻意閉塞善意諮商的管道，現在的新政府豈有必要承擔昂貴的仲裁費用，使財政部與新加坡投資者對簿於公堂之上？甚至在ISDS國際文獻上留下負面教材？
與二十三年前的南向首發比較，今天的台灣有著為數不少的東南亞婚姻移民、其第二代，以及數十萬名移工，這新生的資產在新南向政策中的角色是什麼？如果能夠好好地著墨，其影響將不僅限於地緣政治、經濟出路，更具備擴展國際視野、文化交流、族群平等與建立共同體等柔性國力的價值。一旦描繪出這樣的願景圖像，才是踏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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