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多數呈現Ｌ型成長，景氣雖然沒有持續下滑，但上升趨勢平緩，過去那種在大衰退之後往往會出現的Ｖ型反轉不復可見。台灣經濟走勢也非常類似，最近的經濟數據已有觸底跡象，但成長力道顯然不足，低成長是否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值得關注。
長遠來看，台灣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係呈現下降趨勢，依據星展集團統計，過去二、三十年間，台灣經濟成長率從蔣經國時代平均為九．○％，李登輝執政時期為六．九％，陳水扁時期為四．四％，馬英九執政時期平均為二．六％ ，一路下滑，到今年「保一」都成為艱鉅目標，且明年即使回升，想要往上突破二％也很難。再加上台灣內需不振已是常態，成長仍須以出口為主，而全球貿易量的減速更衝擊台灣的成長，稍一不慎我國就可能掉入日本經濟長期失落的覆轍。
其實，當前台灣經濟景氣衰退兼具循環因素與結構性病灶，貨幣政策的效果已到了極致，繼續降息、寬鬆貨幣的效益有限。尤其，台灣景氣低迷的主要癥結在於投資不足與就業機會停滯，因此擴大財政支出與推動結構性改革，與貨幣政策的配合，才是真正具有療效的解藥。擴大財政支出方面，過去受限於政府債務瀕臨舉債上限，以及總預算七、八成用於法定義務支出，所以公共建設支出無法大幅增加，而民間投資亦因金融海嘯之後，資金流向投機市場炒作，並未挹注實體經濟，造成金融與商品市場熱絡，而實體經濟則疲弱不振。如此的資金配置無法成為經濟成長的動力，只會造成投機泡沫，醞釀未來的金融危機。
因此，打開經濟停滯的鑰匙，就是增加投資，而今年不論公共建設或科技預算都有增加，這是正確的改變。但衡量目前政府的財政負擔，顯然很難大幅增加公共支出，因此修法提高舉債上限，似為可以考慮的途徑。一則一○五年度中央政府舉債金額占ＧＤＰ比重為卅二．四七％，而法定債限為四十．六％，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再者，我國債務屬於內債，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機率低，增加舉債的風險不高。故而我國債務上限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間。但是，提高舉債的前提乃是必須運用於具有回饋效益的項目，例如交通基礎建設，不能花在年金之類的消耗型支出，才能使舉債的正面功能充分發揮。
擴大公共支出之外，因為台灣景氣低迷也反映了結構的崩壞，因此最根本的解決方案則在結構改革。我國結構改革的重點在於生產力提升，產業創新轉型與年金改革等，包含成長與分配的議題。這些都已成為小英政府施政的目標，但仍未看出清楚的政策輪廓與解決方案，似乎仍在摸索磨合中。提升生產力必須由勞動參與率、人口的數量與素質、技職教育多方著墨。然而，我國勞動參與率五十八％，而其他亞洲小龍均在六成以上，差距頗大。這也反映出我國人口老化、少子化與退休年齡偏早，已經造成經濟成長缺乏動能，表面看來與日本面臨一樣的問題，其實日本係在成為富裕國家後才掉入泥淖，台灣卻是未富先老。
加上年金制度若是不改，坐視其之必然破產而無所作為，將使年金淪為一種老鼠會，由後來者來養先來者，直到無力負擔破產為止。若此，將引發嚴重的階級與世代衝突。由此可見，年金改革亦為結構改革的重要環節。但所有提振經濟的根本仍在產業發展，我國以組裝代工為主的產業發展模式，面臨中國及其他後起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已然失去優勢與生存利基，因此產業的創新轉型，搶佔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戰略高地，創造高附加價值，已是經濟再起的必走之路。
總之，台灣若要避免日本式的沉淪，必須借重包含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結構改革的「三駕馬車」，多管齊下，方可振衰起敝，為經濟帶來活水，超脫低成長的魔咒與陷阱。而三駕馬車中最艱難者非結構改革莫屬，如何克服阻力，掌握正確的改革方向，將是小英政府最大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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