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佳和
二○一五各國工時統計，台灣世界第三，全年二一三四小時，次於墨西哥二二四六與哥斯大黎加二二三○，比ＯＥＣＤ平均數一七六六，要多上三六八小時，以八小時計，台灣勞工每年多做四十六日，如僅週休一日，等於每年多工作近八週！更不說德國：較之總工時一三七一，台灣勞工每年多賣命七六三小時，如以例行加班的十小時計，台灣人多做近八十天，逾三個月，真不愧「血汗之島」。長工時，意味效率不高、經濟生產單位價值低，更悲情的是伴隨長工時的低薪化，不僅國民經濟生產力問題，更是分配與共享經濟成果嚴重失衡。各國光譜上，台灣落於勞苦而負面的陰暗一角，長工時，低工資，竟是當代台灣勞動寫照。
要縮減工時，需要條件配合：法律的工時縮短，每日、每週、每月、年度，包括正常工時、上限、休息、例假、特別休假與國定假日，制度的調整搭配當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應是挑戰與直指企業生產組織與生產方式：要維持縮減後相同產能，無相應人力配置與安排，如擴編人力與新輪班模式，如何達成？如無力提高人力供給，又不欲降低企業運轉時間，例如歐洲國家實踐的限制服務業營業，又能如何縮減工時？
只是「法律條文」紙上作業，即使再進步，再前衛，如未能動搖經濟生產邏輯與結構，改變勞動現場，則如中國一九九四勞動法四十四小時，台灣二○○○勞基法兩週八十四，或日本企業督促勞工「先打卡下班再回去上班」的快速縮減方法，都將淪為笑話一則。
一九四二年六月八日，年輕國防部次長戴高樂，往見法軍總司令魏剛將軍，面對德軍兵臨城下，沮喪的魏剛說：法國輸了，我們得立刻投降。戴高樂疾呼仍有可為而力阻，魏剛嘲諷的說：那請問閣下有何建議？戴高樂云：報告將軍，政府不提建議，只下命令啊…政府力推一例一休，不免有此味道：政策上要週休二日，但先來一休，鼓勵並建議「不要讓勞工加班」，但又「體貼的」增加休息日上班工資加給，看不到實體與程序要件，則不論工資效果是否達到，如此「建議」，不會達成縮減工時結果，假使，確實是要縮減工時的話。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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