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琳

續上篇

在本文，我將從十六世紀開始談起，但不再只有城市的視覺再現，更包含了城市本身的輪廓外型，這也和「建築史」學科的關懷有所重疊。羅馬是一個重要的例子。建築師波達（della Porta）接續前人，為耶穌會設計教堂（圖1）。最獨特的地方，就是連結起第一層和第二層的一對渦卷。渦卷背後藏起了壁撐（buttress），同時形成搶眼的裝飾風格^１。

這個以直線為主的立面（façade，有些場合稱elevation），左右兩端卻出現了曲線，而且面積頗大，讓人立刻注意到它們。耶穌會是反對宗教改革、提振羅馬教會榮光的重要組織，隨著它在歐洲和南美洲的發展，波達設計的這個立面，不僅是羅馬街景的一大亮點，更是源遠流長，成為天主教世界裡，教堂外型的基本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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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耶穌堂（Chiesa del Gesù），由1568年開始建造。（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的確，建築的立面，決定了市容，尤其到了「格局更大」的藝術家手中，會有更驚人的效果。米開朗基羅曾為羅馬西側的「卡比托利歐丘」（Capitolino）進行規劃，那兒原是一片遺址，米開朗基羅開闢了一個廣場（圖2），並用一條軸線連接廣場和市區。圍繞廣場三邊的大廈也是米開朗基羅所規劃（並由後人完成），為今日知名的「卡比托利歐博物館」（Musei Capitolini）所在。三棟大廈不以直角排列，卻毫無雜亂之感。如此安排，造就整個空間成為一個傑出的藝術作品，為羅馬城的壯觀再添一筆。到了十七世紀，巴洛克建築風格繼續為城市帶來令人驚嘆的景觀。貝尼尼（G. L. Bernini, 1598-1680）在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前，設計了精彩的列柱群（圖3）。上百支列柱排成兩彎月牙，合攏成一個大型橢圓廣場。將廣場連接到教堂的，則是兩側規律的廊道，其中亦有大量的列柱，如林蔭大道的樹幹聳立著。月牙像臂彎，擁抱世人；而廣場與廊道合在一起，則像一把鑰匙，開啟天國的奧義。

【圖2】卡比托利歐山的廣場。（圖片來源：卡比托利歐博物館官網： http://www.museicapitolini.org/it/infopage/tour-virtuale-dei-musei-capitolini）

【圖3】Fédèle Azari, Aerial shot of St. Peter’s Basilica, the Vatican, Rome, 1920s. The J. Paul Getty Museum.

十八世紀起，城市與藝術史的關係，除了展現在規劃和建築方面，又多了一種新的意義。在霍加斯（Hogarth）的作品中，倫敦成了最佳舞台，上演繁華似錦卻滑稽哀愁的各式人生。他的「時下婚姻」（Marriage A-la-mode）系列繪畫一共六幅，描寫新興致富的商人之女，嫁入顯赫卻實則缺錢的貴族之家（圖4）。這樁婚姻好似雙方家長之間的買賣，不見新婚小夫妻同心協力，只見兩人各自出軌、對簿公堂。無奈當時的法律對女性保障較少，（圖5）中可以看到染病的女方「被休妻」、回到娘家。瀕死之際、無辜的孩子仍黏著媽媽，精明的律師卻早已釐清財產，迫不及待取走女方的戒指。

（圖5）右邊一隻乏人看顧的家犬，竟爬上主人的餐桌覓食。牠背後的窗戶，顯示出倫敦橋（old London Bridge）畔的雜亂景色，透露女方原本平凡的出生。遙想當年訂婚時，男方家位在冠蓋雲集的倫敦西區，窗外還有一棟正在蓋的帕拉迪歐式別墅（圖4）；更可見畫家取材城市不同的地理位置、做出的用心安排。霍加斯早年試過歷史畫、肖像畫，但不算非常成功。直到他以歌劇為發想，首開先例，諷喻時下都市生活裡的種種道德兩難（moral dilemma），並以靈巧流暢的構圖和筆觸呈現，才造成轟動，獲得倫敦城中、上階級客群的青睞^２。

【圖4】William Hogarth, Marriage a-la-mode 1. The Marriage Settlement, 1743. 油畫，69.9 × 90.8 公分。倫敦國家畫廊。

【圖5】William Hogarth, Marriage a-la-mode 6. The Lady’s Death, 1743. 油畫，69.9 × 90.8 公分。倫敦國家畫廊。

由霍加斯的例子，可以理解城市既是創作靈感、又是作品舞台、更是藝術市場，外加各種視覺「奇觀」（spectacle）的集散地。換言之，近現代的大型城市，儼然成為一座視覺文化的樂園。藝術史學者Lynda Nead把十九世紀的倫敦比喻成聖經裡的巴比倫城（Babylon），是充滿聲色與野心的。身為當時全歐洲最大的都市，倫敦在外環道路興建，城內道路拓寬、治安死角、瓦斯路燈、人口流動、休閒去處等等議題上，始終獨占鰲頭，開展出繁華多姿的樣貌。Lynda Nead 談論了大量有關倫敦的世態畫（genre painting）、地誌景觀圖（topographic views）、報紙圖文、商用海報、風景速寫、和地圖、老照片，成功說明了視覺產品如何再現出一座超越實體規模、因為人的意念和欲念而無限擴張的城市^３。

同時期的巴黎也是毫不遜色，充滿新奇事物。詩人波特萊爾（C. Baudelaire）提出了「漫遊者」（flâneur）的概念，強調個體在現代城市裡的移動和觀看行為。文化評論者班雅明（W. Benjamin）則認為觀看經驗裡代表性的物件，是由捲曲鋼鐵樑柱打造的「拱廊」（arcade）^４。

拱廊挑高的天花板採用玻璃，冬日可擋風雨，平時則有日光灑落。人們身處這樣的空間，可以同時享受室內的舒適和室外的寬敞。拱廊是有別於室內（例如咖啡館）、室外（例如巴黎街頭或公園）的第三種都市休閒空間，兼具兩者特質卻又不屬於兩者，堪稱十九世紀城市文化的重要發明。拱廊內則有數十間商家在兩側排開，形成「1」字形或「十」字形的走道。每間商店莫不以玻璃櫥窗作為視覺焦點，展示精巧奪目的工業產品，讓人們透過每一次觀看，深化他們對物質世界的執著和渴望。像這樣，從鳥瞰到特寫：城市街廓本身的規劃像是一件藝術品；城市裡的拱廊，又是一件建築藝術作品；拱廊裡玻璃櫥窗的商品，仍是一件件藝術工藝作品。如此層層套疊，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每開啟一層，就是揭露一次藝術（史）與城市的相遇。

本文最後，想提出有關都市和大自然互補的觀察。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都市空間在地表上可謂有增無減。但是除了城牆、廣場、大廈、拱廊這類被覆蓋的空間，也有讓土壤呼吸的綠地公園。尤其在十九世紀的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舊金山，都可以觀察到大型公園的興起。在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built environment）裡重新建構的大自然，也與藝術史相遇了！十九世紀許多風景畫，都取材自城市裡的休閒綠地，像是後印象派的作品，就有許多鮮明的例子。筆者以為，城市，透過藝術史學科擅長的角度來觀看，像是圖像表徵、文獻史料、再現系統、情感連結、規劃形式、視覺文化等等，已成為一個專業研究與閒暇玩味的寶庫。

註：

1. 建築史學者認為耶穌會教堂是矯飾主義的範例，見 R. Furneaux Jordan著，蔡毓芬譯，《西洋建築史》（台北市：地景，2000年），頁195-196。藝術史學者宮布利希則認為是巴洛克風格。見E.H. Gombrich著，雨芸譯，《藝術的故事》（台北市：聯經，2012），頁388-390。

2. David Bindman, Hogarth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 關於「時下婚姻」窗外街景，見第四章。關於霍加斯成為藝術家的歷程，見第二章。

3. Lynda Nead, Victorian Babylon: Peoples, Streets and Imag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Walter Benjamin, trans. H. Eiland and K. McLaughl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漫遊藝術史】張琳：〈當藝術史遇到城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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