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恒安（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在善惡之間掙扎的故事，不見得有明確答案， 但每解開一層，釐清一層，便可能產生某種意義。
陳恒安〈我們的道德劇〉，《成大》 257期 前言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活動選擇了卡謬作為書展主角。年底系列演講，筆者受邀以歷史視角導讀《鼠疫》一書。2021年全球疫情未曾稍歇，重讀《鼠疫》彷彿閱讀預言書，也像極了觀賞一齣人類靈魂在受困之際於善惡之間掙扎的道德劇。道德劇原為促成複雜意義，避免非黑即白，只可惜黑白模式似乎太常被運用在世界政治場域與肥皂劇中，以至於我們對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樣涉及靈魂的判斷，不曾產生懷疑。
卡謬（Albert Camus）著，顏湘如譯。《鼠疫》。初版。臺北市：麥田出版社：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2。（原著1947）
瘟疫的啟發是什麼？
瘟疫常見的英文翻譯是plague。這個字來自拉丁文的plaga，指打擊、折磨或痛苦。對於如此突如其來的嚴重疫災，人們經常以戰爭作為隱喻來理解。卡謬在書中曾說：「疫災其實是常見的事，只是一但落在自己頭上往往令人難以置信。這世界上的瘟疫和戰爭一樣多。然而瘟疫與戰爭總會殺得人措手不及。」即使有如此提醒，但是過慣太平日子的人們能夠坦然面對現實的並不多見，因此「當戰爭爆發，人們會說：『不會持續太久的，這太蠢了。』也許戰爭的確太過愚蠢，但這阻止不了它繼續下去。蠢事總是很持久，要不是大家只顧著自己就會發現了。」（P.49-50）
疫情肆虐一年多來，我們看著世界，自己卻也逐漸必須親自經歷瘟疫痛苦的打擊與折磨，我們究竟是如何回應這變故呢？卡謬在書中描繪了困境中的人性黑白。對於正處於疫情中的我們，似乎有某種的啟發。底下筆者將以卡謬《鼠疫》中所使用的文字為主，嘗試摘要描繪出人們對瘟疫發生的種種反應。
面對瘟疫四部曲
I：從驚訝到恐慌
突然碰上遠離日常經驗的瘟疫，人們沒有任何憑藉，實在無法事先察覺蹊蹺。就像小說主人翁李厄醫師的表現。小說中寫道：「四月十六日上午，貝納．李厄醫師從診所走出來，在樓梯平台上踢到一隻死老鼠。當時，他並未多想。便將老鼠踢開，走下樓梯。但是到了馬路上，他突然想到那裏不應該有老鼠，於是轉身往回走去通知門房。」（P.26）
突然想到不尋常而向門房反應的李厄醫師，或許也只是出於居家衛生緣故。不過就在九天之後，「光是二十五日一天，便收集並焚化6231隻老鼠。」（P.34）
數據陡然升高積累了壓力，直到「門房的死可以說標示了這個充滿令人惶恐的跡象的時期結束，另一個時期也於焉展開……初期的驚訝慢慢地轉變成恐慌。」（P.38）
原本對異常現象的莫名驚訝，因死亡病例，特別是熟識之人的亡故，而變得真實，也因而轉成恐慌。
面對瘟疫四部曲 II：社會、科學與宗教的回應
疫情雖然嚴峻，社會蔓延恐慌情緒，但社會上卻也不是每個人都抱持謹慎態度。對此，我們應該不陌生，畢竟每天的新聞不都報導著有多少人不戴口罩外出，有多少人違反防疫規定，甚至在大家紛紛學習網路上班上課之際，仍有人堅持續辦實體群聚的畢業典禮。卡謬以反諷的語氣說：「他們都是人道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疫災。疫災與人類不相稱……是很快就會過去的噩夢……他們以為一切都還可為……他們繼續做生意、繼續旅行、有自己的觀點。他們怎麼可能會去想到將未來、旅行與商談盡皆抹殺的瘟疫呢？他們自以為自由，但只要有疫災，誰都絕不可能自由。」（P.50）
瘟疫不分你我，究竟「須得幾天的時間我們才能理解到自己的處境毫無商量餘地，『讓步』、『優待』、『例外』等字眼一點意義也沒有。」（P.72）
社會上雖然有許多不同反應，但20世紀以來，科學醫學在防疫上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鼠疫》的主人翁是為醫師，因此作者很自然地在書中反映了醫學對疫情爆發之後的投入。譬如，從《鼠疫》中所描繪的一場討論中，便可以大略理解醫學面對緊急但仍未知的疾病，是如何藉由過去的知識，實驗室證據，以及臨床症狀，一步一步地逼近解答。在第58頁中，卡謬是這麼描寫這場科學討論，他寫道：「這是一種具有傷寒特質的熱病，卻有連帶引發膿腫和嘔吐。我切開過發炎的淋巴結，也因此得以進行分析檢驗，實驗室認為看到了鼠疫的粗短桿菌。但為了讓資訊更完整，我必須說這細菌有某些特定的改變，與典型病菌的描述並不吻合。」
醫學似乎能扮演關鍵角色，也能帶給人們希望，但面對未知，卻也沒有任何捷徑。因此，在醫學能夠提供最可信賴的物質解決方式之前，宗教與信仰也必須嘗試為此打擊與痛苦賦予意義，以安人心。在基督教文明影響深遠的歐洲，宗教究竟如何帶領人們面對此一試煉？「潘尼祿神父在浮動著焚香與濕衣物氣味的大教堂裡，步上講道壇……劈頭說出那句：『各位兄弟，災難已經降臨了，兄弟們，你們是罪有應得……如果今天瘟疫涉及到你們，就表示自我反省的時候到了。義人無須懼怕，惡人才應該發抖。」（P.91-92）
死亡之舞。受黑死病影響，死亡成為藝術創作常見的動機。中世紀末期死亡之舞成為流行寓言形式之一。（圖：維基共享）
面對瘟疫四部曲III：政府的舉措
面對疫情爆發，政府究竟在做些什麼？2020年以來，下午14:00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讓台灣社會對防疫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但是，這些政策的辯論過程究竟如何呢？政治人物或政府機構考量的到底是什麼呢？不同視角的決定，或許可以從卡謬的書中得知一二。卡謬告訴我們說，政府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為了公眾健康的行動會是如何。書中寫道：「省長說：『就算不是瘟疫，也應該實施為瘟疫期所制定的預防措施。』……『說法我不在乎。只是我們不應該當作半數市民沒有生命之虞，因為他們確實有。』李厄說完，在眾人不快的氣氛中走出去。」（P.60）
防疫政策想必是政策選擇，背後除了有具體知識所推導出的行動方案，更是各種的價值選擇，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是非題。經過多次辯論，卡謬故事中的城市，終於走向今日大家所熟知的封城 （lock down）。「公文寫著：『宣布瘟疫爆發。封鎖全市。』」（P.70）
《鼠疫》一書中對封鎖之後的生活不乏描述，從個人情緒到社會狀態。但此文的重點在描繪整個社會對疫情的反應歷程，因此不會對封鎖細節加以討論。因此，下一階段直接進到疫情結束後的反應模式，及社會如何返回日常。
面對瘟疫四部曲IV：返回日常
當人們歷經變故，劫後餘生之後，究竟如何返回日常？人們如何面對這困難的過去？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遺忘」，都可能成為繼續生存的前提。底下這段引言，或許很容易讓人讀出卡謬影射著二戰時的大屠殺，畢竟二戰發生在1939-1945年之間。況且在《鼠疫》全書的第一句，卡謬便似有若無的寫著：「這部記事中所談論的怪異事件是在一九四X年發生在奧蘭。」
小說中的人們究竟怎麼藉由遺忘返回日常的呢？卡謬說：「儘管證據確鑿，他們仍平心靜氣地否認見過那個殺人如麻的瘋狂世界、那種明確的野蠻行為、那種精算過的瘋狂屠殺、那種囚處狀態……那種讓所有未遭殺害者驚愕至極的死亡氣味。他們甚至還否認市民們曾飽受驚嚇、因為每一天都有一部分人填入焚化爐的大口、燒化成油膩煙氣、另一部分人則被銬上無力與恐懼的鏈鎖，等著哪天輪到自己。」（P.245）
如此艱難的過去，甚至會危及後續生活的危險記憶，該怎麼處理？否認、遺忘、切斷與之連結，可能是一種往前走的選擇。但是，社會為了返回日常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即「記憶」。「這些母親、配偶、戀人失去了一切歡笑，因為心愛的人如今或是混葬在無名屍坑中或是化為一堆灰燼，在他們心中，瘟疫永遠都在。」（P.244）
如此切身，如此悲傷痛苦的過去如幽靈般糾纏著倖存者。從未離去的過去該如何記憶，才能讓倖存者或見證者，甚至後代心安，並願意許諾嘗試向前？卡謬對此並無著墨，僅從旁觀紀錄者的立場表示：「儘管個人心碎痛苦，仍極盡所能想成為醫者。這篇記事見證的正是這些人應該做些什麼，或者以後還得再做些什麼，以便對抗始終全副武裝的恐懼。」（P.253）
雖然，小說並非規範倫理教科書，因此卡謬的確沒有提出什麼積極的記憶方案，但卻不忘提醒讀者人類健忘的歷史。書末，作者描述了返回日常的社會後表示：「也許有那麼一天，為了帶給人類苦難與教訓，瘟疫會再次喚起老鼠，把牠們送到一座幸福快樂的城市去赴死。」（P.254）
Pieter Bruegel的《死亡的勝利》（The Triumph of Death） 反映了中世紀鼠疫侵襲歐洲之後，社會的動盪與恐怖。（ca. 1562）（圖：維基共享）
結語
卡謬《鼠疫》勾勒出人們在面臨陌生但嚴重流行病的反應模式，似乎示現著當今疫情的發展。藉由這樣的寓言／預言的啟發，我們或許可以將傳染病大流行視為一場活生生的社會體檢，不僅是政府治理的體檢、社會信任的體檢、科學研發的體檢、知識溝通的體檢，情感聯繫的體檢，更是遺忘與記憶平衡能力的體檢。作為哲學家的卡謬，一直關懷著荒謬的現象與反抗的可能。但他卻從未放棄人的能動性。藉著主人翁的提問，卡謬召喚出幽暗歷史中必要的人類情感，即同情與愛。他說：「沉默片刻後，醫師略略挺起上身，問塔盧知不知道要走哪條路才能獲得平和……『知道，就是同情。』」（P.212-213）
又說：「當然，人應該為犧牲者奮鬥，但如果從此什麼都不愛，那奮鬥還有什麼意思？」（P.214）
「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是正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卡謬名言。然而正直若是方法，它仍必須有愛與同情作為動力！不過愛與同情並非與生俱來，實有賴歷史中的情感教育！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陳恒安／疫情中重讀卡謬《鼠疫》：從驚訝、恐慌到返回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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