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柏恩
距竹科爆出半導體移工群聚染疫風暴20天，勞動部長日前親上疫情中心記者會宣布：為避免類似疫情再次發生，修訂雇主聘僱移工防疫指引，包括規範移工工作、生活以及外出管理的注意事宜；並針對違規情節重大之雇主最重開罰30萬元。
站在本國人民之立場，勞動部此番動作，或有舒緩國內疫情之目的。然而綜觀防疫指引之全文內容，卻讓人合理懷疑勞動部究竟是不食人間煙火，亦或只是想脫免政治責任的行政怠惰？姑不論看似簡單的口語傳述，卻缺乏執行的準則，在看不到盡頭的疫情，讓雇主有群體被強制剝奪的焦慮；且僅以防疫指引中的強制規定而言，所謂每天進行移工健康監測，或可說明係為掌握團體生活移工之身體狀況，避免造成群聚感染。然而記錄移工宿舍住宿人員足跡，卻讓人質疑是否有侵害個人隱私之可能？何以我國一般民眾於疫情期間無向雇主報告行蹤之必要，但當監控對象身分置換為移工產業從業相關人員後，即使移工並未罹病仍須犧牲個人隱私，逐一臚列相關接觸史？勞動部上開規定，顯然係以控制疫情為理由，轉而犧牲移工及本國相關從業者之人權。
再言，關於一人一室之確診者接觸人員隔離房間設置，勞動部雖肯認得為自有宿舍或在外租賃房屋，卻未考慮到如為在外租賃房屋之情況，應由何人接送確診者接觸人員？以及當外籍移工接觸者在宿舍外場所隔離時，雇主又應該如何掌握上開移工之行蹤？勞動部未協調或提供相關資源單位予雇主知悉，又是否將雇主、仲介或其他服務外籍移工產業者，甚或隔離處周圍之我國人民，置於可能的感染風險之下，導致另一波社區感染的擴散？
另外，勞動部雖於雇主聘僱移工防疫指引Q&A中，明言教示規定雖無裁罰，然仍會照會各部會輔導雇主要求落實，上開指導雖立意良善，惟其餘部會是否有足夠行政量能輔導雇主落實，顯然欠缺現實考量。舉例而言，勞動部建議雇主辦理事項中，望雇主提供心理關懷服務予確診或快篩陽性之移工，然而針對嚴重傳染疾病可能患者之心理壓力，顯非外行人士所能疏導。換言之，如參考海外封城近一年的措施，即可知悉針對個人於疫情期間的心理輔導，均由心理諮商專業人士負責，針對弱勢族群政府相關單位更能報銷因此產生的心理治療費用，然而姑不論經由專業人士協助仍難以減免的疫情焦慮感，以及我國衛福部能否提供隔離移工有效的心理諮商支援，勞動部逕自將患病外籍移工之心理健康『外包』予雇主或仲介的幾封關懷簡訊，無非是虛有其表、忽略移工人權且不尊重專業的紙上談兵。
舉例而言，勞動部建議雇主辦理事項中，望雇主提供心理關懷服務予確診或快篩陽性之移工，然而針對嚴重傳染疾病可能患者之心理壓力，顯非外行人士所能疏導。圖為移工快篩示意圖。（資料照）
我國從去年開始，以超前部署之方式於全球疫情嚴重爆發下成功防守。並在鄰近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接連爆出過半移工群體染疫，國力大損時，台灣在聘僱外國人雇主、仲介公司與政府的努力下，仍嚴守了一年有餘，誠屬可貴，也展現我國獨步世界跨國勞動力管理的軟實力。但卻在短短一個月內，走到今日的人人自危，甚而一度爆發苗栗縣長在移工管理採取強力封鎖外出鐵腕，遭法界質疑，有限制移工人身自由之虞而火爆槓上陳抗團體爭執是『人權』還是『人命』重要？足見公權力防疫與人權保障，在當今疫情時代是更難以妥協而戰火未艾的重要議題。然而，我國移工政策卻始終落點加重雇主責任，難怪雇主紛紛發問要『媽寶』移工到何種程度，才不至受罰？姑不論防疫指引中，用語指示模糊，恐有違反法律明確性之虞；其中建議雇主封閉非必要公開場所，卻又要求雇主提供娛樂措施以維護外籍移工心理健康等規範，更彰顯勞動部倉促之間的自相矛盾。
一個民主法治國家，政府政策的手段與目的均須符合憲政下的比例原則與明確性原則。縱然防堵疫情為目的非常手段係為公眾利益，但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每每只見諸勞動部脫離現實，強加雇主無謂的責任與動輒重罰的規定，卻未積極協調各方資源，反使人民為怯責的行政機關承擔不可承受之重；空中樓閣式的防疫指引，更顯過去一年，移工防疫的太平盛世，或應感謝全國雇主與仲介『公民自覺式』的防疫努力。
同時也自曝移工防疫的滾動修正只是『快樂缺氧』的大甩鍋，把全國雇主與仲介錯認為神功護體的義和團，再度施以重罰強加承擔移工群聚的疫情風險。
（台灣國際勞工暨雇主和諧促進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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