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鴻
為減輕廣大租屋族的負擔，蔡英文總統2019年年底宣示將擴大實施租金補貼，內政部預告相關草案除了增加補助對象，由一般戶擴大納入單身、婚育青年，補助戶數由6萬戶加倍為12萬戶。在台灣，筆者認為租金過高的現象似乎儼然可以成為青年另類的「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加總就稱為痛苦指數，由於通貨膨脹率代表民眾的生活成本提高，而失業率更是一國經濟生產狀況的重要指標，將此二指標加總以表達所有令人痛苦的指標。）。近期年度住宅租金補助中的青年補助已於今年二月初結束申請。然而政策暫告一段落，落絢麗燦爛煙火落下後，有多少租屋的青年可以雨露均霑，實際受惠於此政策呢？
在台灣，租金過高的現象似乎儼然可以成為青年另類的「痛苦指數」。（資料照）
租金補貼立意良善，資格限制少，但真的如此嗎？
若以申請的所得與財產限制來看：在臺北市租屋的青年，須符合家庭成員每人每月平均所得低於4萬2,513元（已由過去的基本生活費之1.5倍提高至2.5倍）、每人動產限額低於30萬元、家庭不動產限額低於876萬元等條件。申請人如符合上述規定，單身且未滿40歲者，補貼每戶每月最高4,000元。首先，於薪資部分根據勞動部調查指出，2019年底青年（15至29歲）勞工月薪每人平均為31,603元，其門檻尚有一萬元的差距。其二，動產30萬元的限制亦然，以平均月薪3萬的假設，扣除房租及生活費約可儲蓄一萬元，基本上需要工作至少約兩年半以上才會達到。至於家庭不動產，可以申請獨立戶與原生家庭分開，因此也不算嚴苛的限制。故，符合申請條件資格的範圍似乎可以涵蓋了剛畢業兩、三年的青年族群們，與政策規劃補貼的族群相當吻合。
居住正義─青年的相對剝削感漸生
但在核准名額數方面，以全台工作機會最多而租屋普遍率隨之最高的台北市為例，109年年度申請核准戶為：17,722戶。根據台北市主計處分析：近年租賃戶數介於 17 萬 5 千戶至 17萬 9 千戶之間。其中青年初出社會的經濟條件推估佔比應為多數，筆者認為也至少佔了約3成，起碼也有至少五萬戶，對比青年可核准戶可謂是僧多粥少。且租金補貼政策僅是短期因應之道，絕對無法根治租金過高、稅負不均等盤根錯節之問題。
而排除了青年本身所得、財產的限制外，其政策看不到吃不到的主因可謂大致以下情況：
一、掌握並爭取租屋權益的意識與能力：多數青年，願意花費多數時間在手機上，不論是社群或者遊戲上，認為租屋市場仍偏向房東。雖政策未能臻至完善，不能否認的是，政策是有階段性的改善也並非一蹴可幾的，可以嘗試了解並去爭取自身的權利，亦是實踐公民關心國家政策的一環。
二、房東是否願意接受報稅：平心而論，絕大多數的租屋市場皆為黑市交易，亦即房東並無正常納稅，導致產生了長年以來劫貧濟富的怪現象，政府相關部門的權責又劃分不清，其牽涉到國家的內政部、財政部以及地方政府的實際執行規劃（如台北市的都市發展局與新北市的城鄉發展局）。
最令人弔詭的是，買不起房的租屋族（67.84%的人以買不起房子為主要原因）除了要負擔每個月萬元上下的房租外，仍要負擔每年的個人綜和所得稅；但房東卻可以收取固定的租金收入免於政府的租賃收入課稅，且其為資產階層，甚至職業化經營坐擁多戶房產供出租，其情況更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迫切要去解決的。
文末，回歸到居住本為人權議題的定位，在現實的情況下，人民買不起，但至少要讓人民租得起、更要租得好為目標。
（電商營運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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