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民主先生」這稱號蠻東方主義的。
1990年代西方媒體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台灣人很多到現在仍樂於這樣提起，但是這「美稱」到底很怪。西方人肯定不會在自己的西方世界中挑個什麼人稱讚他是民主先生，因為他們社會中固然也有法西斯份子，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民主先生，所以當他們稱讚李登輝這句話時，很流露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心態的：看，那個中國文化圈圈中，居然有一個異類跟我們一樣支持民主！這樣，在肯定李登輝時，他們是很看不起台灣社會的，我很不以為然，因此最近在中山大學舉辦的李登輝先生紀念座談會中，我有感而發，對於李登輝這麽一位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樞紐性大人物，我說，稱呼他民主先生太平淡，稱呼他民主之父太父權封建，而且會發生雷震、殷海光、李萬居等等民主先驅不知道要擺在那裡的問題。於是教授問，那麼要稱呼他什麼？我回答，他是獨一無二，台灣民主誕生時不可或缺的婦產科醫師1。
這個稱呼得承認有點怪，但是因為台灣的「國家」狀態太不正常，民主化歷程太奇特，而李登輝的一生經歷和個性也太特別了，種種特別聚會之餘，就想不出更貼切的稱呼了。
1990年代西方媒體稱李登輝為「民主先生」，台灣人很多到現在仍樂於這樣提起。（圖：網路）
悲哀的台灣人與憤怒的台灣人
1994年日本名作家司馬遼太郎訪台，李登輝正在想要跟他說什麼，曾文惠建議，就說「台灣人的悲哀吧。」
什麼是台灣人的悲哀？比李早出生20幾年的文學家吳濁流傑出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本的書名《胡志明》）就是勾勒台灣人在李登輝說的「外來政權」的高壓歧視統治下，認同自已是台灣人也不是；認同自己是日本人、中國人也一樣不對勁，有如沒有家庭身分的孤兒般悲哀。
做為一個亞細亞孤兒，孤兒身分甚至還不是他最悲哀的，更悲哀的是，在高壓統治下，這悲哀還得非常謹慎地隱藏起來不讓人知道，否則後果難測。
顯然，李登輝認為解除台灣人的悲哀是頭等重要的事，所以司馬遼太郎來訪時，特地選這個題目講給他聽。李登輝「即使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噢！只是為了統治台灣人而來的黨，必須把它改成台灣人。」這段話真搞到深藍天翻地覆，痛駡蔣經國被他騙了一輩子；相對的，這一段話大大地撼動了曾被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統治了大半生的老一代台灣知識份子。他們有的在台灣安分地過活，變成「絕口不敢提政治的知識份子（？2）」；有的只因為在歐美日參加了台灣同鄉會就一輩子不敢回故鄉。他們生命經驗是那樣悲苦，因此居然遇到有個地位當到總統的人講出他跟他們沒有什麼不一樣，都是一輩子的心酸，感動之餘，從此對他死心塌地認同、支持，並在認同和支持中生命得到集體的救贖。無論如何，「他也跟我們一樣」是救贖的關鍵，就像上帝的救贖要透過「人之子」耶穌基督一樣。
至於當時曾經參與1980～1990年代街頭狂飆的中壯年台灣人，雖然也為他這句話感動，但情緒不會多深，因為他們既然在戒嚴期間投身民主運動支持民主運動，或在街頭抗爭或甚至身陷牢獄，心情上，正義的憤怒早早就凌駕悲哀了。
文學家吳濁流傑出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就是勾勒台灣人在李登輝說的「外來政權」的高壓歧視統治下，認同自已是台灣人也不是；認同自己是日本人、中國人也一樣不對勁，有如沒有家庭身分的孤兒般悲哀。（圖：網路）
從浪漫的極致到現實的極致
雖然在日據時代3吳濁流知道台灣人的悲哀只能藏在內心深處， 不能找人傾訴，因此他的《亞細亞的孤兒》是一面冒險地寫，一面藏書稿，只先給一位日本人教授看了初稿。至於李登輝處理他的悲哀，甚至更小心，目前我們只知道只有曾文惠知道而已，並沒聽說過還有什麼外人。有趣的是，吳濁流在他同時代的台灣文學家中以剛直聞名，可是《亞細亞的孤兒》的主角個性卻和吳濁流個人外顯的大大不同：小說主角當心懷悲哀地試圖從漢人轉變成日本人或從日本人再轉變成中國人時，都猶豫瞻顧，同時他也從來也沒有當成像樣的日本人或像樣的中國人；比較下來，李登輝大不相同，他這麼一個深刻到高中時代就不斷探討死亡問題的哲學家總統，我們雖然完全不知道他是不是因為悲哀所以想當日本人、中國人，卻清清楚楚知道，他一旦決心要當日本人，除了改姓名外更認真學劍道、武士道、淨土宗、日本文學，還獻身當日本軍官，凡高尚又傑出的日本人該會的，他都要 一心一意學得道道地地－這一點他還真的做到了，在他卸下總統職務訪問日本時，日本人無不驚嘆他一身氣質「比日本人還像日本人！」。至於一旦決心當中國人，1946年他就認真參加具有激烈中華民族主義內涵的聲援沈崇運動，參加當時年輕中國知識份子最潮的共産黨組織，雖然認真學做中國人的時間很短，但在那段時間仍然完全表現了他一旦要做就義無反顧，拚命到底的極特殊個性，這就和既剛強內心又躲著猶豫成分以致於日本人和中國人都做不成的吳濁流成了鮮明的對比。
李登輝不斷強調，他從來對政治都沒有興趣。對政治持這種態度，在外在統治最高壓階段過大半生，或一生日子的「最悲哀」的台灣人中是常態；但是李登輝這樣講卻不免大大令人困惑，因為早在高中時代，他就讀了馬基維利的《君王論》與《李維論》這兩本一般人不會有興趣讀的政治理論書，二戰後他還參加激烈民族主義的沈崇抗議運動和參加共産黨，表示他對政治不只是有興趣而巳，更是把興趣都實踐在最激烈的政治獻身行動中了。因此，我們可以放心地說他對政治沒有興趣絕對是從退出共産黨時才開始的。時間大約是緊接在228之後，他說的，一直怕被「掠去」（抓走），「有二、三十年晚上都睡不好覺。」時。無論如何，李登輝是個高度浪漫又高度現實主義的人，這表現在他特別對歌德的《浮士德》一生愛不釋手上，也表現在短時間內就在驕傲的皇民 - 狂熱的中國人－悲哀的台灣人三種認同暴進暴出上，以及對政治在狂熱 －狂冷間迅猛跳躍上。
他並沒講，因此我們不清楚他是不是因為深感做台灣人的悲哀所以成為皇民，或是同樣的悲哀所以回頭做台灣人，我們甚至不了解那麼一位深沈的李登輝從什麼時候開始才有深刻的台灣人悲哀感。不過，從上面的敍述似乎可以放心地推斷，應該就在開始「有二、三十年晚上都睡不好覺。」的時候開始。由於感受太強烈了，以致於他非得把台灣人這種悲哀藏到心中最深不可探的地方。
李登輝一旦決心要當日本人，除了改姓名外更認真學劍道、武士道、淨土宗、日本文學，還獻身當日本軍官，凡高尚又傑出的日本人該會的，他都要 一心一意學得道道地地－這一點他還真的做到了。（維基共享）
一旦決心對政治再不感興趣，他自然就依他的個性而把這個「不感興趣」的精神做到最澈底、最斷然，不留一絲沙沙屑屑。例如，當他當總統時，固然不顧傳統國民黨反對，毅然依自已的政治立場，啟動務實外交，積極推動重返聯合國，但是當1971年發生天崩地裂的大事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中華民國」時，那一年加入的國民黨的李登輝居然是這樣的態度：「老實說，當時我不是那麼在意這件事，因為這根本輪不到我出場。我只要做好份內喜歡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滿意足了。」真是對政治的沒興趣簡直被他執行到了極致，也「現實主義」到了極致，和當時成群知識份子有的投入革新保台、有的忙於保釣、有的毅然決心獻身台獨截然不同。
他個性浪漫好奇，讀書範圍之廣，遍及哲學、文學、社會學、經濟、農學、佛學、神學、倫理學、數學、甚至科學⋯⋯⋯他總愛對訪客談學問，講他讀過的書，但是似乎沒有跟人談過讀了什麼政治學的書4，可見在剛剛開始做中國人的時候雖然一頭熱投入政治，但是時間太短了，此後，連政治學、憲政就都被他清楚地排除在他的探索興趣之外了。到了當總統時雖然展現了無人能及的權力操作能力，但是很明顯的，依靠的是政治的天賦本能而不是政治學的知識，也因此雖然成功地完成了主權在民的國會改造、總統直選修憲，但是在憲政體制的改造方面，就頻頻出現知識上的短版，也因此不得不在退休的晚年還四處奔走，致力於推二次民主以求補救。
從皇民到中國共産黨再到認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悲哀的台灣人，然後加入國民黨，又是蔣經國幾乎唯一信任的台灣人，接下來成為掌控外來政權國民黨的黨主席，外來政權中華民國政府的總統，然後力推民主化，本土化，主張兩國論，再激進化為台獨再否認自己是台獨⋯⋯一生變化之劇烈多端，在台灣幾十年他應該是唯一的了。這和他既極度浪漫又極端現實主義的矛盾性向息息相關：既浪漫到大戰一結束就參加共産黨，又現實到可以幾十年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只留著悲哀，卻不再對政治有任何懸念。
然而他怎麼在自已的精神世界中容忍這種價值劇烈的斷裂？
在中山大學的討論會中，蔡宏正教授說，這是正反合的辯證發展，教授說法的深奧處，我並不了了，但是拿正反合的簡單形式對照李登輝一生變化倒也貼切：皇民為正，中國人為反，其間正反相對立、斷裂，沒有過渡，然後又以外來政權的台灣化為合。這樣劇烈的變化，我們完全聽不到一提到哲學往往滔滔不止的李登輝談到其間轉折的奧妙脈絡。
李登輝當總統時雖然展現了無人能及的權力操作能力，但依靠的是政治的天賦本能而不是政治學的知識，也因此雖然成功地完成了主權在民的國會改造、總統直選修憲，但是在憲政體制的改造方面，就頻頻出現知識上的短版，也因此不得不在退休的晚年還四處奔走，致力於推二次民主以求補救。（REUTERS）
彭明敏與李登輝 - 進步與不進步
他同一個世代中再找不到第二個人像他一樣親切甚至坦白的了，但是他卻非常矛盾的又兼具同一輩人所沒有的極端深沈，居然可以把台灣人的悲哀在心頭藏那麼久，一藏就幾十年，連台灣第一號特務頭子蔣經國都發現不了。李登輝說蔣經國在提拔他之前，先叫警總約談他，問了他一星期都「只是」加入共產黨的事。應該正是這樣：他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深藏得那麼好，以致於完全躲過了蔣經國銳利的特務法眼。
不只在台灣他守口如瓶，在美國留學前後4年期間也是一樣。在國外，不免遇到台獨人士，但他們對性好高談闊論的李的印象是從來只談政策不談政治，因此，雖然蔣家政權在美國布置的校園特務無孔不入，對留學生的片語隻字都不放過，但是顯然從他身上沒有找到什麼可以上報的。在台大求學期間和他交往密切的彭明敏曾回憶兩人在美國時一次會面後，李登輝頻頻向同鄕形容積極為台獨、台灣的民主化而奔波的彭明敏說「他都沒有進步」，這樣，特務有什麼小報告可以回報？於是湊巧的正反合又來了：228前後反國民黨為正，然後加入國民黨為反，為進步，而他當總統力圖本土化國民黨又是合了。
悲哀的台灣人和憤怒的台灣人終於合流演出民主化歷史劇
無論如何，不管是流亡美國的彭明敏或許許多多一頭栽進台獨運的台灣傑出留學子弟，以及在台灣前仆後繼的黨外人士，很清楚，並不在乎自已「都沒有進步」，也幸好他們都寧願沒有進步，於是台灣的民主運動便愈被鎮壓愈茁長，到了1990年代這些因為憤怒而不安全的台灣人在和因為悲傷而安全的李登輝終於在分途了40年之後同台合演了台灣民主化的歷史劇。
不必質疑，李登輝在民主過程中的確有非常巨大的貢獻，但是無論稱他民主之父也好，讃他民主先生也好，雖然一個是東方主義，一個是東亞洲精神，卻都認定捨李登輝，台灣何民主化之有。無論如何，這都不是台灣歷史的真實。
的確，人類社會並不是有民主運動，民主化就會成功，例如10年前全球民主國家一片叫好的茉莉花革命橫掃阿拉伯世界，獨裁政權逐一倒台迅如骨牌，但是民主固然未曾經真正降臨，如今阿拉伯世界反而處處廢墟，失去家園的民眾成群浮於海上，流落於各地難民營，落得悽慘無比。我們無法相信沒有李登輝，台灣的民主運動的結局就會和茉莉花一樣地悲慘；然而，我們也可以很有把握地說，如果沒有李登輝，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付出的代價肯定比歷史上實際付出的遠為巨大 - 而那昂貴的帳單，將不會由民進黨單方支付，國民黨肯定也得付出，甚至國民黨要付出的代價之大恐怕不是他們自已可以想像的。在全球歷經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台灣除了擁有最平和的奇蹟外，在台灣，威權政黨被輪替後還可以不改名不換姓就重返執政，是另外一個大家矚目的奇蹟，有一個推動外來政權台灣化的李登輝的存在肯定是兩大奇蹟出現最關鍵所在。
無論如何，沒有李登輝當總統這一個巧合的話，台灣民主免不了要誕生於極其痛苦的難產之中，李登輝適時的出現使得台灣民主誕生的陣痛處於常態，這樣，感謝他是台灣民主誕生不可或缺的傑出産科醫師，恐怕就是最適當的了。
註：
1. 還有各式各樣的稱呼，不一而足，例如維基百科，說法似乎比較平實：「民主的重要推手」，但不容易解釋他在接任總統前為什麼沒見過他推動過什麼民主，更何況1990年前後，無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群眾運動，都被警察鎮壓阻擋，而當時的總統正是李登輝。范雲說「透過學生運動借力使力，鞏固個人權力，也加速台灣的民主化。」說他借用外力，鞏固權力，似乎也難反駁，但是他借民進黨之力其實還遠大於學生運動；他推動民主化，目的也不宜認為以鞏固自己權力為第一優先。
2. 加個問號，是質疑這樣叫知識份子？
3. 這裡用「日據」，不用「日治」並非筆誤，而是因回到台灣人主體立場便理當如此。
4. 他提到過《文明衝突》，是政治學家杭廷頓的著作，但是這本書基本上是屬於國際政治的範疇，又屬於文化範疇。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