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南
楊翠教授在《一個人值多少錢，誰是現代奴隸？》漢譯本（2017年5月出版）專文導讀「為啟程者引路」指出，當國家成為人權的迫害者，……公民的抵抗權，正是立基於人權高於國家的理念。1996年12月19日發生的太極門案，由刑事案件衍生的稅務冤案迄今尚未平反，目前遭受國家公權力的迫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正在進行「強奪民產」惡行，顯然不符合法治國原則。受害人只好行使「抵抗權」（right of resistance），以維護人性尊嚴及保障人權，使公平正義得以伸張。
郭清江著《當立法者及執法者違法時……》（2015年12月出版）第166~172頁論述「公民運動是台灣司法改革的希望」，他經歷了受害人的慘痛經驗，以非法律人的觀點，提出防止冤案造成身心創傷的對策，兹摘述如下。
當執法者，包括法官、檢察官以及警察（及其他公務員）等，做出違法的事情傷害你時，你要對他們提出法律訴訟，讓他們得到應該有的懲罰，也讓你能夠得到適當的補償。根據我詢問許多律師的結果，目前可行的辦法是：
方法一，提起刑事告發再附加民事賠償。
其程序是你向檢察署告發某某官員違法，並要求附帶民事賠償。檢察官調查完畢後若他認為政府官員違法，則向法院提出訴訟。法院請檢察官與被告兩造出庭辯論。最後法官認判定官員違法，你才可以依此向法院提出民事訴訟，請求賠償。
前述方法一的缺點是：
1、你是否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的決定權是在政府，你的律師沒有權利可以出庭為你伸張正義。
2、若該政府官員是檢察官，則如前所言。要檢察官調查另一個檢察官。目前在台灣這是有忌諱的。
3、很多律師朋友表示，在目前狀況下，大部分的律師，都不願意向檢察官提起告發。所以很難找到律師願意接案。
方法二，由受害者提出自訴。
因為在自訴案件中，受害者的律師能夠在法庭上，直接為你陳述意見，這樣比較公平，而且勝訴的機會比較大。但是現在碰到的困難是有些舊思維的法官已做過的判決。這些判決說因這些官員是政府委託做事的，他們做錯事，就有違政府對他們的信託，故直接受害者是政府，而不是人民。因為人民不是直接受害者，故不能提出自訴來請求民事賠償，訴訟就因此被駁回。
郭清江博士指出，前述判決不合邏輯，也非常不合理。因為只有人民才是實質上是受害者。政府做為加害者的老闆，應該出面擔當這個責任。然後要如何處理他自己雇用的官員的問題，是政府本身內部的事情。不應該與實質受害者尋求賠償混為一談。所以將來發動公民運動時，我們不但要要求人民可以用自訴的手段來向政府求償，而且要修改法律，明定直接受害者是權益被侵犯的人民而非政府。
按吳景欽教授2014年發表「司法與稅捐黑幕的照妖鏡」專文指出，太極門刑事訴訟，經過十年的奮戰，好不容易獲得無罪的判決確定後，欲追究檢察官的濫權追訴罪，卻又面臨困境。這是因現行的司法實務，認為刑事獲無罪確定的被告，竟非濫權追訴罪的被害人，而否定其得提起告訴與自訴之權。如此荒謬的見解，只凸顯出司法體系自我防護、自我掩飾的弊端。而在刑事究責不能，僅剩下行政懲處的手段時，又得受限於法定十年的懲戒時效，只是我國審判期間動輒超過十年下，如此的懲戒時效，無異是對司法人員違法濫權行為的保護傘，而於太極門案裡顯露無遺。
上面兩位學者的錚錚之言，冤案被害人被剝奪「告訴與自訴之權」的司法實務對於保障人權而言，是一大傷害，也不符合人權體系的國際潮流。台灣「官官相護」的傳統思維不消失，人民不能只有自求多福，行使抵抗權爭取天賦人權的基本尊嚴，該是時候了。
依資料顯示，太極門冤案的始作俑者侯寬仁檢察官，2002年3月4日監察院調查意見確定侯檢察官於偵辦太極門冤案涉犯8項重大違法，並確定起訴書與證據資料存有扞格矛盾，據以提起公訴，不符證據法則的起訴書，根本不能提起公訴，更不能作為課稅依據。
2007年7月13日刑案三審最高法院判決駁回檢察官上訴，被告等人均無罪確定，無詐欺，無漏稅，無違反稅捐稽徵法，並認定敬師禮為贈與，弟子代辦並非營利販售。
照理說，由刑案衍生的太極門稅務冤案，早該平反，不會拖延了24年，而目前仍遭國家公權力的迫害，相當荒謬。濫用公權力，造成行政的不一致性，也是違法、違憲，人民難以接受。
24年來，由於太極門冤案的發生，造成政府及民間資源的浪費甚鉅，引起重大的人權侵害，而濫權起訴的侯寬仁檢察官未受到法律的制裁，有欠公理。太極門冤案受害者的「抵抗權」行使，捍衛人性尊嚴之役，應予支持，以保障人權。
（台灣北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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