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今日敘利亞（Syria）與以色列（Israel）兩國最重大的爭議，便是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的歸屬問題，自1967年以來，以色列從敘利亞手中佔領了這個地方，現已稱為「川普高地」（Trump Heights），緣於2019年美國總統川普宣布以色列擁有這塊高地的主權。其實，約在一百年前，這裡與周邊區域就已存在歸屬問題，主角則是英國與法國。事隔百年，爭議卻仍是不息。
大致在1896年赫茨爾（Thodor Herzel）的《猶大國》（The Jewish State）出版，提出要建立猶太人國度之後，儘管不是所有猶太人都支持赫茨爾的想法，但一股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氣氛已在歐洲猶太人之間逐漸擴散。這與當時歐洲地區「民族國家」（nation-state）林立的趨勢有關，往後便有不少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致力於四處奔走建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例如魏茨曼（Chaim Weizmann）積極找尋英國政府的合作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園，畢竟英國在巴勒斯坦與周邊，包括埃及（Egypt）、紅海（Red Sea）、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波斯灣（Persian Gulf）等區域，是勢力最強的國家。同時，戰爭期間時任內政部長的塞謬爾（Herbert Samuel）也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這對魏茨曼的主張有更多的助力。
敘利亞與以色列兩國最重大的爭議，是戈蘭高地的歸屬問題。（圖：網路）
1916年英法的西亞專員簽署的《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將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交給英國、敘利亞地區委由法國管理，但充其量只是兩個人的協議，不是英法兩政府最滿意的決定。法國自16世紀以來從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取得東地中海的優勢－像是聖地耶路撒冷（Jerusalem）的保護權－之後，儘管英國與俄國先後主導了鄂圖曼的內政與外交發展，但法國仍透過各種方式來強調其優越性、也擁有在巴勒斯坦的影響力。《賽克斯—皮科協議》簽署後，法國有意要將勢力範圍擴大到巴勒斯坦，這當然形成是英國欲掌控這區域的壓力。
於是，英國政府便將目標轉移到協助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上。當1917年美國參與大戰後，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讓受壓迫的人民有權發聲」的主張，也順理成章成為英國更合理化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藉口。1917年11月，英國外交部長貝爾福（Arthur Balfour）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提及英國政府贊成將巴勒斯坦重新打造成「猶太人的民族家園」（National Home of the Jewish People），這個用支持弱小民族生存權的「藉口」讓法國難以批判，同時也符合威爾遜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原則。英國協助猶太復國主義者，純粹只具有阻擋法國勢力進入巴勒斯坦的意涵。
然而，隨後的問題並不單純。魏茨曼並不想受《賽克斯—皮科協議》的約束，他認為猶太人應有的領土範圍是如《舊約聖經》所說的，由巴勒斯坦「北方的但（Dan）往南到別示巴（beersheba）」。然而實際的邊界該如何劃定，魏茨曼並沒有定論。而《賽克斯—皮科協議》中，關於英法在敘利亞南部與巴勒斯坦北部的邊界劃分，則是以推羅（Tyre）與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到雅爾木克河谷（Yarmuk valley）至德拉（Dera’a）為界。魏茨曼主張巴勒斯坦北方界線的但，就落於法國的敘利亞南方，也就是說猶法的範圍有一部份重疊了。
戰爭結束後，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英、法、猶之間仍有激烈的對峙。法國一再強調《貝爾福宣言》所說的「猶太民族家園」並不是「國家」（state），不會將猶太人的勢力範圍當作政治實體來看待。不過，法國跟魏茨曼之間做了些彈性調整，魏茨曼並不要求今日在敘利亞的戈蘭高地與浩蘭（Hauran），法國則將乎拉河谷（Hula Valley）與采法特區（Safed district）讓給猶太人。但是，英國代表也有他們的看法，梅納茨哈根上校（Colonel Richard Meinertazahgen）認為巴勒斯坦北方必須跨越戈蘭高地，往東北則需抵達黑門山（Hermon Mountain），稱為「梅納茨哈根線」（Meinertazahgen Line）。
貝爾福（左）與魏茨曼（右）。（https://martinkramer.org/）
阿拉伯人在這此時對英法的抵抗已進行有一段時間，戰爭期間英國與麥加（Mecca）的哈希姆家族（Hashmite）密切合作以對抗鄂圖曼，哈希姆家族認為一旦戰勝，就有機會在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島這區域，建立阿拉伯王國。然而事與願違，戰爭結束後，英法看來只關注猶太人問題，已不在意阿拉伯人是否能建國。阿拉伯人當然不樂見猶太人持續移民巴勒斯坦，因為這擺明是一場要取代阿拉伯主體性的運動。英法都陷入阿拉伯抗爭的問題中，同時英國與凱末爾（Mustafa Kemal）政府在伊拉克北方的摩蘇爾（Mosul）還糾纏不清，伊拉克跟敘利亞的邊界劃分也尚未安定。種種因素導致英國認為，若是在法國與猶太人問題有太多糾纏，將增添英法的緊張關係。
1920年後，猶太復國主義者反而覺得英國態度漸趨冷淡，此時法國趁虛而入，雖非持續談論敘利亞與巴勒斯坦劃分問題，卻公開表示願意協助猶太人在敘利亞境內建立猶太定居處。當然此舉是為了法國對抗敘利亞阿拉伯人之際，能換取猶太人的支持。甚至1924年6月擔任法國總統杜梅格（Pierre-Paul-Henri-Gaston Doumergue）還強調，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隔年他也參與了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開幕典禮。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法國的善意反而可以實現他們擴大巴勒斯坦的企圖。當然，並非所有猶太復國主義者都認同法國的作法。
由此可見，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劃分，呈現了有英法兩大帝國主義者的外交角力、也有猶太復國主義的運作，還有泛阿拉伯主義的抵抗。當下許多「共識」根本不是定論，於是百年前西亞地區的版圖劃分，也就留給今人難以解決的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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