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最近發生的韓國「N號房」事件不僅震驚韓國社會，也引發台灣媒體的諸多關注。｢N號房｣是網路時代興起的性犯罪事件之一，加害人利用科技的發展，在具高度隱密性的通訊軟體Telegram散播甚至製作性剝削影片。根據警方調查，目前得知其中多達74名女性被害，其中包含16名未成年少女。這些女孩在聊天室裡被稱作「奴隸」，遭到非常殘忍不人道的性剝削與虐待。加入聊天室觀看影片的人次高達26－27萬人次，但其中若不包含重複加入的會員，實際估計約有1－2萬人左右。
這類型的數位性犯罪事件（包括非法脅迫、性剝削、非法拍攝影像上網等）層出不窮，不只是在韓國發生，在其他國家也都存在，只是不像在韓國引發如此大的輿論反彈。那麼，韓國人又是如何看待這事件呢？
韓國國民的態度
超過270多萬人在青瓦台國民請願網站上，連署請願希望公開N號房主事者身分與長相，並站上photo line讓媒體公開拍照。因為民意壓力強大，加上媒體的施壓，警方也因此順應民情與媒體的壓力，公開主嫌犯的姓名與身分資訊，這也是在犯罪刑責定讞前就公布個資的首例。讓大家驚訝的是，主嫌犯竟然年紀輕輕只有24歲，其他主要共犯也都是十幾、廿多歲，平日看起來溫順無害的年輕人。
除了這些N號房的主要營運者之外，許多人也希望能公開所有加入N號房會員者的身分資料，認為觀看的會員都是這起數位性犯罪的共犯。到目前為止，青瓦台請願網站上希望公開所有加入會員個資的請願案共有超過200多萬人次連署。這二個請願案的連署人數都是史上新高，連署者包含男性與女性，表明韓國社會真的對於這件事情感到很憤怒，也說明了多數男性並不認同嫌犯們的相關作為。由於要求公開N號房會員的輿論壓力太大，許多會員開始感到焦慮，嘗試找方法脫離會員或消除個資，甚至已經有三人自殺身亡。
韓國警方順應民情與媒體的壓力，公開N號房案件主嫌犯的姓名與身分資訊，這也是在犯罪刑責定讞前就公布個資的首例。（圖：網路）
相關法律的爭議
過往韓國性犯罪的判刑往往以輕判作收，例如Burning Sun偷拍事件的鄭俊英等人、或是更早之前女明星張紫妍自殺案所牽涉到的性侵害案件，都有判刑過輕的疑慮。針對「N號房」這起性侵犯事件以及相關案件的防治與懲處，以及是否該公開所有加入會員者的個資等，在韓國法律界目前起了許多爭論。
因為這件事正好爆發在韓國國會大選前，加上國民的憤怒爆表，韓國警方的動作與因應也非常迅速。韓國警察總長閔鉀龍回覆這二項國民動員請願，說明這整件事情的調查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類型的網路犯罪事件往往牽涉到跨國網路企業或犯罪網絡，調查起來有一定的困難之處。加上Telegram以嚴格保護使用者個資與隱私著名，要從國外總公司得到參與者的個人資訊相當困難。警察總長也宣示，未來針對類似的數位／網路性犯罪事件，要加強與國際警察、美國的FBI與國土安保調查局（HSI）、英國國家犯罪調查廳（NSA）等外國機關以及FB、Twitter、Google等跨國網路公司的合作，因為網路犯罪通常超越國界，必須要擴大合作範圍。另外，也說明將以網路安全局長為首，成立「數位性犯罪特別搜查本部」等措施。
警察單位雖已順應民意公佈了主嫌犯的身分與長相，但對於加入會員是否要公開其身分資訊仍有法律上的困難與爭議。
根據性犯罪相關的特例法（青少年性保護法）第42、49條身份情報公開登錄對象規定，違反兒童、青少年性保護者，犯罪判決確定後，得以公開其身分與長相等情報。然而，《青少年性保護法》第11條第3、5項規定，如果判決結果是繳納罰金的話，就不能公開身份情報。
根據這條法律，最近五年間（2015-2019），持有或觀賞青少年相關的｢淫亂物｣判決結果，一審時549件案件中，有132件判決為繳納罰金（24%），被判入獄者有168件（30.6%），真正執行入獄者只有154件（28.0%）。
針對N號房與類似的事件，許多法律界並各界人士呼籲修法，希望能加強對性犯罪者的懲處，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侵犯未成年者的性犯罪。針對這次的事件，修法緩不濟急，然而國民又殷切期盼加害者能被重罰，或者也因為迫於選舉的壓力，韓國司法單位鬆口表示，希望不只是把N號房的犯罪者以個人性犯罪者角度來辦案，而是以刑法底下「犯罪團體組織罪」的處置來審判，期望能有符合國民期待的審判結果。
針對N號房與類似的事件，許多法律界並各界人士呼籲修法，希望能加強對性犯罪者的懲處，特別是如果牽涉到侵犯未成年者的性犯罪。（圖：取自SBS新聞畫面）
執法者的性別因素
然而即使有完整的法律規定，也無法確保司法上的「正義」能符合大眾的期待，特別是當主審者是男法官的時候。許多人認為，只有「女」法官才能真正保障女性的權利。
韓國現任法官、檢察官、律師中，女性比例偏低，都不到30%。韓國首位女性律師出現在1954年，之後一直到1979年都只有一位女律師，直到2001年執業女律師才首次超過一百人。根據大韓律師協會的資料，即使司法考試中女性應試者的合格率普遍高於男性（將男女應試者分開計算合格率），2016年執業的女律師雖然比起十年前增加了8倍，但仍只有全體的23.4%。
韓國女性律師數。（來源：http://news.koreanbar.or.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4329）
過往韓國性犯罪的判刑往往以輕判作收的結果，讓社會大眾對男性法官的判決信心低落。｢N號房｣本來的主審法官吳德植，因為過去在女星張紫妍、歌手具荷拉的事件中對性犯罪加害者的判刑都被認為過輕，引發不滿，在青瓦台的國民請願活動中共有八個請願案，希望將他調離性犯罪的司法領域，並有超過45萬人連署，希望中止他在「N號房」事件中的主審位子，由其他女性法官來擔任主審。在強大的壓力下，吳德植自行請辭了主審法官職位，由另一位女法官繼任主審法官。青瓦台的連署平台上，甚至有人呼籲要組成80%以上由女性司法人員組成的評審團。
然而，女性司法人員是否就比較具有性別平權的意識，男性是否就一定無法滿足對於性別正義的需求？似乎很少有人討論。過去輕判的結果，也許是法官個人的因素，也許是結構性的不平等，當然都有需要改善的空間。但是以性別做為有資格與否的依據，似乎讓性別成了「對立」的思維方式，無視許多男性對平權的期待，也無視女性也有性別不平等意識的可能性。
法律與人性的角力
性別從來不是尊重平權與否的唯一因素，司法正義與人性之間，往往也有著角力與兩難。
N號房的審判，似乎成為一個法律與人性的角力場。現行法律不足以滿足社會輿論的期望，因此檢察當局因應民情提出以其他更能予以重罰的條例（像是「犯罪團體組織罪」），來對嫌犯進行加重懲罰。24歲的主嫌犯成為史上首位在定罪前就被公開個人情報資料（包括長相）的犯罪者，另一位18歲的共犯江勳（音譯）被逮捕之後，也被公開個人情報與長相，違反法律對未成年人予以保護、期待給與改過自新機會的原則，許多民眾對此大聲叫好，但也引發法律界對此的討論與批評。
很多韓國人民認為會員們也是N號房的共犯，理應受到該有的懲罰，然而個人隱私保護的界線，又是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法律的界線該訂在何方，其實沒有簡單的答案。但令人感到傷心的，是在那些N號房會員自殺身亡的消息傳開後，網路上一片叫好聲，「死得好」、「沒種人渣」等等的留言與評語，更讓人看了覺得難過。對司法體制信任與否的因素，似乎又是性別一刀切，無視於男法官中也有重視兩性平權者、女法官內或許也有維護父權體制者。
這段時間關於N號房的事件發展看下來，最讓我在意的是，好幾次因為輿論的壓力，使得許多原則不斷地被逾越，像是在審判定罪前就公開主嫌犯的個資讓大家來公審，或是公開未成年嫌犯的個人情報等。雖然這些嫌犯們對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諱，我們都期待N號房這個案件的最終結果能達到我們所期許，也期待法律能更加完善妥切，然而在過程中，如果因為輿論的壓力、以「性別平等」的名義而不斷地侵犯逾越人性與法律的基本原則，或是將性別作為對立的依據，覺得男性都是站在性別平等的對立端，這樣的「正義」與對立式的情緒，真的是人們所期待的嗎？另一方面，我也看到許多媒體，開始深度地討論起性犯罪相關法律的問題。法律的完善與社會的發展很難一步到位。藉由這些衝突，不斷地進行深度對話，避免造成對立的情緒與局面，然後再一起往前改善一步，也許才是我們合適的期待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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