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oy 簡年佑
前陣子新聞報導這個會期立院出現一項提案，有些神秘地描述有立委打算出招「救扁」，讓特赦前總統陳水扁的議題再度被稍微關注，而其中「特赦」更是一直被社會大眾視作神秘的免死金牌。
前陣子新聞報導這個會期立院出現一項提案，有些神秘地描述有立委打算出招「救扁」，讓特赦前總統陳水扁的議題再度被稍微關注。（資料照）
其實，特赦、大赦在國際之間也不是什麼冷門偏方，國內卻讓人以為和萬金油一樣百搭好用、萬事通，許多重大矚目案件中，更是時常被提出、倡議甚至是掀起正反兩面大論戰。檢視我國歷史上發生過的赦免案例，有一部份是回應各種政治壓力而做出的反應，相當一部份則是因應元首或國家的各種歡喜各種憂。
政治動機？
舉例來說，彭明敏、「白米炸彈客」楊儒門、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就曾經獲特赦，這類讓政治犯／良心犯免受牢獄之災，可以看作是政治考量與輿論壓力；也曾有考量冤錯案的人權保障為由，所以頒布特赦。
但也有相當「奇特」的原因動機，像是中華民國六十週年慶、先總統（空格）蔣中正仙逝、前總統經國先生逝世百日紀念時，都曾有過全國大減刑。
這邊要先釐清，為了方便大眾理解，通常報導或相關人士發言都混用了「特赦」、「大赦」與「減刑」幾個不同的法律用語。事實上，這些不同的詞彙，適用的對象、發生的法律效果也都不盡相同。
●在通常情況下，特赦所指的是：「對特定的罪犯，免去入監服刑等刑罰執行。」
●大赦就與全國性減刑較為相似：「針對某些罪名或犯罪類型，通案消除其刑罰與所犯之罪。」
所以說，通常特赦會有具體明確的人別名單公布，讓他們能夠提早釋放出獄；而歷次的全國性減刑就多以立法方式通過「減刑條例」通案性規定哪些犯罪類型或受到哪些刑度處罰的人可以適用，並且同時消除他們的刑罰和犯罪紀錄，再白話一些就是「不用關，且沒罪」。
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團體的奧援及美國方面的施壓，迫使蔣介石於1965年11月3日特赦彭明敏，但是隨後彭明敏的生活便受到特務的監控。（資料照）
為你封了國境、為你赦了罪？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更納悶了：到底憑什麼可以赦免？是誰掌握這項權力？又是哪些人才能夠被赦免？難不成都是女爵在決定嗎？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憲法當中怎麼說：憲法第40條：「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
明文規定總統「依法」可以行使大赦、特赦…等赦免權力。於是我們又可以在赦免法當中找到相關規定。《赦免法》第6條：「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為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之研議。……」
這邊可以稍稍回應前面的疑問。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了一些總統專屬的權力（其他如締結條約、宣戰、發布緊急命令等）不過，這部憲法也規範了總統的「赦免權」必須依據法律來行使，於是立法院便制定了赦免法，包括各種赦免權的定義、應經過什麼程序、以及不同效果。
這也讓我們看見憲法領域當中最重要的功能：權力的界限、分配與互相制衡。在這個憲政秩序當中，元首（總統）享有赦免權，讓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有所交疊，例外地讓刑事確定判決的效力限縮，而這樣的權力行使則必須有立法權制定相關法律才能實現。
事實上，現行憲法的總統赦免權除了移植或參考世界各國元首特權，也與中國歷史上淵遠流長的赦免制度密切有關。
曾有學者針對以往的特赦做過研究，發現中華民國在戰後特赦的對象、案件類型等，不僅政治意涵非常濃烈，更曾出現「為反共名將留後」而減刑免死的特殊案例。相較各國將赦免從君主、威權的遺緒，漸變為處理民主轉型的一種工具（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比之下，我國堪稱是一種「具有華國特色」的制度實踐。
中華民國憲法賦予了一些總統專屬的權力（其他如締結條約、宣戰、發布緊急命令等）不過，這部憲法也規範了總統的「赦免權」必須依據法律來行使，於是立法院便制定了赦免法，包括各種赦免權的定義、應經過什麼程序、以及不同效果。圖為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資料照）
孝子孝女 v. 不孝兒
特赦到底該用在誰身上？憲法上特別留給總統的專屬權力，究竟應該為了什麼價值允許行政高權涉入司法權，才具有正當性？才算是透過赦免真的實現了某種正義？這裡提供一組對照案例讓大家費點心思。
1987年，鄒族少年湯英伸犯下殺人罪，他曾在獄中留下一封遺書署名：不孝兒英伸。
人間雜誌刊載以「不孝兒英伸」為題名的報導文章，揭露湯英伸從師專被迫休學、又因為族群身份從求學到赴北工作不斷受到欺凌，這個在洗衣店工作、被壓榨積欠薪資甚至扣留身份證的「番仔」，一天夜裡將僱主全家中的三人殺害。
當時許多社會團體發起營救、請求特赦，包含台灣人權促進會、天主教單國璽主教、文藝界人士、原住民族人四處奔走還刊登報紙，呼籲蔣經國總統槍下留人給予特赦。這個案件讓台灣社會開始注意到壓迫、歧視與不平等的族群關係，主流群體因此在解嚴前開始探討、正視這些表面下的爛膿暗瘡。
最後，湯英伸成為最年輕的死刑犯，於1987年槍決。
最後，湯英伸成為最年輕的死刑犯，於1987年槍決。（網路）
同樣是殺人罪，國民政府時期則曾經有三起案件都是以「為父報仇」為動機，孝子／孝女犯殺人罪判決確定後，由當時國家元首予以特赦的前例。這些孝子孝女們有社會輿論聲援支持、有符合自首要件而量刑減輕的事實、有經過司法權的審理，最後獲得特赦。不過，以上這些有利條件在「不孝兒」的案件當中，也通通都有。
當然時空場景迥異，連實際司法管轄地理範圍都從秋海棠變成大番薯，可能老子都不老子了。難道說在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中，「表彰孝心」是一項顛撲不破的重要價值？也許是巧合而有字面詞義上的反襯，但是如此看來，孝與不孝之間，似乎特赦與否也就有了決斷。
這組特赦與否的對照涉及相當敏感的殺人罪行，伴隨著更加敏感的死刑議題，也許會讓我們很快跳進「殺人償命！」之類的嚷嚷喧嘩。
最後想特別提出來留給大家探索的，其實是對應不應該「赦免」的紛雜議論裡，去檢視「什麼樣的行為是罪？什麼樣的人並不該罰？」要出於什麼的理由才夠充分？在司法權沒有能力「主持正義」的時刻，反而更應該透過總統權力介入，去將更高位階的基本價值涵納到這個我們想要形塑的安定秩序當中？或許可以是在單純刑事政策以外，我們去省思赦免制度權限的切入視角之一。
劉恆妏，生殺與奪：百年民國赦免的表達與實踐 研究成果報告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官鴻志，不孝兒英伸，《人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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