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瞭望之窗》台灣與韓國如何共同因應美中貿易戰?

台、韓兩國都意識到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一環的重要性,也都理解「不能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風險,又都將「南進」作為新的經濟戰略,那除了競爭,難道沒有任何合作的可能?

托克維爾

上個月底在日本大阪「二十國集團」(G20)的「場邊會」,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好不容易達成「二度貿易戰休兵」的共識,隨即換成日本和韓國開啟了貿易戰。7月1日,日本安倍政府下令針對韓國半導體原物料進行出口管制,嚴重衝擊韓國的半導體和面板產業,三星Sk海力士和樂金顯示器(LGD)首當其衝。對於過去連續六個月出口呈現衰退的韓國經濟而言,可謂雪上加霜。

2016年,韓國因為讓美國在其境內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而惹惱中國,遭到經濟制裁與杯葛。2017年年底韓國大統領文在寅訪問印尼時正式拋出「新南方政策」,此舉旨在擺脫過往韓國過度重視與美國、日本、中國、俄羅斯四強關係的傳統思維,希望強化與東協以及印度的經貿與民間交往。台灣比起韓國更早推動「新南向政策」,內容上也有許多不謀而合的雷同。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嚴肅面對台、韓各自面臨的經濟安全挑戰。

安倍政府下令針對韓國半導體原物料進行出口管制,嚴重衝擊韓國的半導體和面板產業。(EPA)

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面對的正是來自中國市場的經濟挑戰。李登輝時代的因應戰是是「戒急用忍」,陳水扁時期眼見台商大批西進勢不可擋,開始著重如何在有效開放的情況下來積極管理。馬英九政府執政時,其實台商投資中國的趨勢已出現漸進式退燒,主因在中國工資上漲、環保議題浮上檯面等自然因素,在馬政府執著於進一步推動兩岸「服貿協議」的情況下,部分台商早已開始採取分散市場的「避險」策略。2016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主張「新南向政策」,在現今美中貿易戰與保護主義盛行的國際氛圍下,更具前瞻性與必要性。更遑論北京無時無刻都在運用「以商逼政」、「以商圍政」策略,對台灣進行政治、軍事、外交施壓。

美中貿易戰打了一年多,加速在中國的台商轉移陣地的速度。個別產業當然也有不同考量。以中國內需市場為主的台商,不受到衝擊;早已在中國以外設立據點的台商,為了規避中國出口美國產品的商關稅,反而可以從第三國出貨,形成獲利的「轉單效應」;有意藉此回流台灣的台商,台灣政府也於年初推出歡迎「台商回流投資方案」,提供低利融資,並協助解決土地、基礎建設與勞力問題。想要轉向「南進」的台商,則可以搭著「新南向政策」,找到適合的新投資據點。

韓國因應經濟安全挑戰的戰略,則是自2004年開始,傾國家之力積極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議(FTAs)的談判與簽署。一開始和智利等小國談判,累積經濟並化解內部農業產業的壓力,慢慢再和美國、歐盟乃至中國等經濟強權談判,迄今已完成與15個國家的FTAs。儘管如此,韓國仍無法避免過度集中在中國市場的風險。

韓國自2004年開始,傾國家之力積極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與簽署,迄今已完成與15個國家的FTAs。右為韓國貿易部長柳明熙與菲律賓簽署FTA。(EPA)

台灣的出口有近40%是在中國市場,韓國在2015年與中國簽署「韓中自由貿易協議」之後,中國市場也占韓國整體出口近四分之一。韓國之所以願意與中國加速自由貿易協議的洽簽,主要是看到2010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對韓國在中國市場形成競爭。北京則是希望藉此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緩和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衡中國崛起壓力。但自「薩德」事件後,也讓韓國開始思索分散市場風險、確保經濟安全的重要性。過去10年來已經在越南等個別東協國家耕耘許多的韓國企業,如今在文在寅「新南方政策」的指引下,全力拓展與東協印度等新興市場的關係。

如果台、韓兩國都意識到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一環的重要性,也都理解「不能將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的風險,又都將「南進」作為新的經濟戰略,那除了競爭,難道沒有任何合作的可能?

韓國以大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和台灣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有所不同,甚且韓國大企業在強化韓國國家品牌的行銷上,往往強勢且多元,對台灣中小型企業構成競爭挑戰,但不代表彼此沒有互補與分工的可能性。台灣是韓國第7大貿易夥伴、第8大出口市場和第7大進口市場。韓國則是台灣第5大貿易夥伴、第6大出口市場和第7大進口市場,相互貿易依賴性緊密。台灣對韓國的出口產品結構中,電機電子與機械零組件比重占62%,半成品占22%,顯示台灣對韓國的出口以提供製造業生產所需的零組件及半成品為主,雙邊互補性大於競爭性。

從這次日本與韓國貿易戰就可以看出,韓國電子面板與半導體零件對台灣的需求有多重要。如果美中貿易戰和日韓貿易戰陷入延長賽,勢必改變整體供應鏈,就可能給予同樣「南進」的台韓新的合作機會。

韓國以大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和台灣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有所不同,甚且韓國大企業在強化韓國國家品牌的行銷上,往往強勢且多元,對台灣中小型企業構成競爭挑戰,但不代表彼此沒有互補與分工的可能性。(Bloomberg)

其次,台灣政府已將物聯網與亞洲矽谷、生醫產業、綠色能源、智慧機械、國防產業、新農業、循環經濟列為優先發展的「五加二」國家計劃。台灣也具備潛力的人工智慧(AI)人才與研發能力,在訴求未來先進科技與工業4.0的國際潮流下,台、韓應該可以更為放開心胸,進行交流與合作,同時運用於東協與印度新興市場。

最重要的是,川普政府刻正致力建構「印度太平洋戰略」,著重在基礎建設、數位經濟與能源開發三個面向。在基礎建設方面,韓國的「新南方政策」希望藉由政府力量協助業者爭取東南亞國家的基礎建設工程,台灣業者若能以「外包」(Subcontract)方式,爭取成為韓方的下包工程夥伴,可協助台灣業者進軍東南亞。

在數位經濟方面,美國早已肯定台灣在數位經濟與半導體方面的成就。「世界經濟論壇」2018年全球競爭力報告評比,也將台灣與德國、瑞士和美國列為全球四大「超級創新國」,足證台灣的實力。至於台灣政府積極開發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替代能源,成功吸引外資投資,也具有成為亞太替代能源中心的潛能。如果台、韓能夠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之下,深化在「新南方」或「新南向」地區第三地的合作,將創造雙贏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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