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彥良 日語文獻翻譯／莊立揚 編輯／黃詩涵
圖／西尾商店（設計師鄭培哲繪，經同意後引用）
這間書店存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但你知道嗎？整棟百年洋樓的文化底蘊，遠遠超乎你我想像。位於榮町的百年建築，早在日本時代便以嶄新經營形式匯聚人們的故事，讓「文化創意」在百年前的臺北城內默默紮根。
文創經營領先一百年──西尾商店，不單純的攝影器材行
圖／本町通街景，右方為西尾商店（文史工作者凌宗魁提供）
提到文創，你或許會想到書店、咖啡廳或藝文中心。店家多半藉由舉行展覽、講座、讀書會搭配商品銷售，或聯合社區內的藝文團體來場小旅行，讓社區與藝文活動緊密結合。營利之餘，也推廣文化與藝術。其實，這種複合型的文創經營模式並非最近才出現，回溯城中金石堂近百年來的歷史，便可見文創產業在日本時代的榮町如何閃耀。
圖／《臺灣日日新報》於西元1921年11月8日刊載〈西尾商店新計畫〉，內文提及西尾商店相關經營規劃
城中金石堂所處建築於西元1912年落成，原為洋食屋，1921年由西尾靜夫接手後成立「西尾商店」，雖登記為攝影器材行，但三層樓的空間使店主有更多運用彈性。除了販售攝影器材，一樓設有開放攝影愛好者自由使用的暗房，上方則規劃為休憩空間，用以舉辦攝影展、攝影評論會、寫真機交換會等活動。如此看來，西尾商店不只是一間大型照相器材行，西尾靜夫更將店面打造成所有攝影愛好者的聚集地。
圖／《臺灣日日新報》刊載西尾商店曾舉辦的各類活動
除了在店內舉辦各式活動，西尾商店也致力對外發展，創造更多機會讓攝影走進生活。例如：組織「寫友俱樂部」舉辦攝影小旅行、與臺北攝影協會合作前往日本參訪當地攝影工業、串聯全臺攝影組織主辦環島攝影講座等。西尾商店推廣攝影不遺餘力，使其當時的影響力不僅限於榮町，更擴散至全臺攝影界。加入「社群互動」與「複合經營」的元素後，西尾商店早已跳脫單純買賣物品的經營模式，以領先一百年的文創思維，成為帶動臺灣攝影界發展的指標之一。
圖／西尾商店傳單，可看出當時建物原貌與內部擺設（引用自繪戀臺灣情粉絲專頁）
西尾商店活躍於攝影界，使其得以在店家汰換率高的商業區中穩定經營到1945年。西尾商店開業的1920至1940年代，照相館、攝影器材行逐漸在榮町（今衡陽路）、京町（今博愛路）形成群聚（見下圖表）。京町鄰近北門郵局與臺北車站，在貨品運輸及交通上有地利優勢；而榮町為臺北商業最繁榮的地段，不遠處即是總督府，屬於政經交會區。不少政商名流與媒體時常聚集於此，帶動攝影相關需求，使榮町與京町的攝影產業自1930年代起蓬勃發展。
表／日本時代臺北地區寫真館+攝影器材行間數統計（僅顯示曾同時擁有超過5家攝影店舖之町，榮町、京町位於城中區，太平町位於城北）（劉彥良製表）
表／日本時代臺北地區攝影器材行間數統計（劉彥良製表）（註一、註二）
隨後國民政府遷台，依舊以城中地區為政治中心，持續吸引攝影器材業者前往設店。至今位於博愛路與漢口街的「博漢相機街」，正是攝影產業百年來的歷史蹤跡；而西尾商店矗立於榮町，可說是臺北城中攝影產業發展的最佳見證者。
二戰後──多重身份，參與文化發展
1945年日本戰敗，在台日人無論將商店經營的多麼有聲有色，仍只能跟隨日本政府打道回府。建物多次被轉賣，西尾商店經營權雖因此經歷頻繁的轉換，但仍持續參與著攝影產業與文化思想發展。
國民政府遷台後，上海人看出衡陽路與重慶南路政經地位的重要性，因而紛紛進駐。此處鄰近北門郵局，運輸便捷；重慶南路則延續日本時代的產業規劃，出現許多大型出版社，如西尾商店對面的東方出版社（原新高堂書店）、原址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也選擇在先前日人經營的太陽號書店落腳。各類書店相繼開在重慶南路上，位於重慶南路與衡陽路交叉口的西尾商店，也在時代變遷中成為書店街的一份子。
1952年，蕭孟能承租西尾商店的部分空間，創辦「文星書店」。此時的文星書店專門販售西文書報與各國語文教材，之後搬到隔壁衡陽路15號繼續經營。一間書店只賣外文書有什麼重要？千萬別小看它！文星書店雖然以專賣外文書籍起家，後來也跨足出版業，並出版一份撼動臺灣文化思想的重要雜誌──《文星》雜誌。
圖／文星書店舊址現況對照（現況：梁芊嬅攝；文星書店圖片引用自《思想‧重慶南路》）
圖／福德照相材料行（引用自 Sarj Bloom 臉書頁面）
《文星》雜誌創刊於西元1957年，引介並翻譯西洋文學、國外思想潮流與科學新知，也刊載本地創作的小說和現代詩，成為當時臺灣認識世界的窗口。1963年，李敖擔任《文星》雜誌總編輯，加強刊物批判力，進而在文壇引起一場「中西文化論戰」。臺灣文學、政治與文化思想的發展過程中，《文星》有著無可抹滅的重要地位。
雖然《文星》雜誌創刊時書店已搬遷，但作為一個影響臺灣文化思想的重要角色，原西尾商店依舊以「起點」特殊的身分參與了此段發展歷程。
1957年，此棟建物由張才接手，開設「福德照相材料行」。張才、鄧南光與李鳴鵰被尊稱為「攝影三劍客」，是戰後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攝影家。張才紀實攝影的手法如實記錄臺灣戰後初期的庶民生活，他甚至遠赴離島與蘭嶼拍攝原住民影像，為臺灣民族觀察留下諸多重要史料，也被後人評價為「臺灣紀實攝影的先行者」。
圖／大新照相材料行原址現況（延平北路一段140號，截自google map街景）
圖／1985年金石堂城中店樣貌（引用自金石堂書店粉絲專頁）
1957年，張才分別於延平北路及衡陽路開設「大新照相器材行」與「福德攝影材料行」，如今大新原址已拆除重建，僅以原有立面做意象復原，相較之下，位於衡陽路上、建物結構仍完整保存的福德照相材料行更顯珍貴。
引領書街新時代──金石堂進駐
原西尾商店歷經幾度轉手，至1984年，金石堂將它與隔壁福田商會的建築租下，在重慶南路成立第一家分店，跨出連鎖經營第一步，開創書店新營運模式。金石堂在180坪的賣場內規劃書店、咖啡屋、速食餐廳、休閒服飾區與文具用品區，以複合式經營手法吸引眾人矚目。
除了商業空間，金石堂也空出約30坪的「文化中心」舉辦藝文活動，作為讀者與作者的交流園地。1984年8月起，金石堂與新書月刊社合作，定期舉辦新書發表會，每月推薦十本新書，以聯合發表的形式讓作者與讀者齊聚一堂。當時由於場租、人力等資源限制，僅有少數大型出版社有能力單獨舉辦發表會，而金石堂與新書月刊社的合作，除為金石堂帶來人潮外，也讓小規模出版社有更多表現舞台。
金石堂獨具特色的經營模式，不僅提升其品牌價值，慕名而來的群眾也讓書街商家同時受益。重南書街促進會理事長暨天龍圖書創辦人沈榮裕回憶，金石堂進駐重慶南路後，大批年輕人來到書街，常在金石堂看完書後，再到街上其他價格更低的書局購書。天龍圖書就在金石堂旁邊，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當時還有「看書在金石堂，買書在天龍」的話語在讀者間流傳著。
近百年前的西尾商店，透過攝影展、器材交換會等形式，讓人們以影像彼此交流，分享自己的喜好與故事；百年後的金石堂，也善用建物的寬敞空間，藉由書籍、講座與展演活動將人潮再度聚集。一百年前的文創，一百年後雖然換了載體，但不變的分享精神仍在同一棟建築物內傳承與延續。
值得關注的是，這棟跨越百年，見證臺北攝影、出版、商業與文化發展的重要建物，至今仍不具備文化資產身分。隨著城中金石堂歇業走入歷史，百年洋樓將迎向什麼樣的命運，目前尚屬未知。而這棟建物能否繼續以不同姿態敘說更多故事？下篇，我們將延伸討論城中金石堂存在哪些可能。
註一：表格資料分別統計自《臺灣民間職員錄》（1919~1925）、《臺灣官民職員錄》（1927~1930）、《臺北市商工人名錄》（1928、1933~1939）、《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1932），其中《臺灣民間職員錄》與《臺北市商工人名錄》在1928年時皆有統計，但經比對後發現其中登載的商家稍有出入，因此將兩份資料登記的商家統整後合併列入。但這也代表當時的登載資料可能未能完整呈現城中區的發展情況，若相關領域的研究者歡迎提出更完整的資料進行討論。
註二：表二內提到的「其他六町」為文獻記載中除榮町、京町外，臺北曾擁有攝影器材行的六個町，分別為本町、表町、新富町、築地町、明石町、濱町
註三：現今的城中金石堂其實是由「西尾商店」與「福田吳服店」合併改建而成，現今城中金石堂的瑪德蓮咖啡廳內仍可見福田吳服店唐破風屋頂的遺跡。本篇報導較專注於西尾商店的歷史與價值，有關福田吳服店的歷史尚待他人深入探討。
參考資料：
紙本書目：
蕭永盛：《影心‧直情‧張才》（臺北：雄獅圖書，2001年）
陸妍君：《臺灣書店地圖》（臺中：晨星出版，2004年）
蔡宛蓉：《日治時期臺北榮町商業活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黃開禮：《書街舊事》（臺北：時報出版，2017年）
網路資料庫：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漢珍まゆ版：
〈西尾商店新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11月8日）
〈寫友俱樂部の遠足〉，《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10月13日）
〈東京オ社見學團參加者募集中〉，《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4月18日）
〈寫眞技術の巡囘講演〉，《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9日）
日治時期圖書全文影像系統：
《臺灣民間職員錄》
《臺灣官民職員錄》
《臺北市商工人名錄》
《會社銀行商工業者名鑑》
udn聯合知識庫：
〈讓讀者聽作者親自談新作 新書出版有了定期發表會〉，《民生報》文化新聞版（1984年8月11日）
〈新書誕生多平淡 添份親切感真好〉，《民生報》文化新聞版（1984年8月11日）
〈經營風標──金石文化廣場〉，《經濟日報》經濟副刊（1985年4月9日）
其他網路資源：
〈全台最密集的相機街 北門商圈 快門閃光細訴歷史〉，《中央社》（2017年4月19日）
《思想‧重慶南路》文星書店介紹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逆思 城中金石堂專題（上）：跨越一世紀的文創伸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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