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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世俗」的土耳其與伊朗 vs 「伊斯蘭」的土耳其與伊朗

在土伊兩國變革的路上,有既得利益者,當然也有受害者,評斷這個國家的形象不能只取一方立場。國際間的主流論述,無法呈現完整樣貌。現今「伊斯蘭」的土耳其與伊朗,在西亞世界已經取得領頭羊地位,但國際輿論卻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本土價值觀路線抬頭的現象,將成為日後國際局勢發展的模式。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上個世代的土耳其與伊朗,在20年代起開始有了些相似的發展,事隔百年,兩國的發展卻先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國際形象也完全翻轉。

約一百年前,土耳其總統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urk)與伊朗國王禮薩汗(Reza Khan Pahlavi)地位在國際上受到正面肯定,但此時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與伊朗精神領導人哈梅內意(Ayatollah Khamene’i),卻是國際上形象負面的政治人物。差別就在所謂世俗化與伊斯蘭化,也在於主流與非主流,使得當代與歷史評價如此兩極。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Telegraph)

自19世紀西方勢力大舉進入非西方世界以來,無論是好是壞,西化、歐化、還有政教分離的世俗化,都是主流趨勢。在鄂圖曼的國境內,西化的過程在18世紀末就已經開展,到19世紀中葉「維新運動」(Tanzimat)更是如火如荼。過程中當然有些波折,例如1876年的憲法,就在1878年終止運作,直至1908年才又重新開始。然而,這些累積下來的趨勢、能量,都是1920年代逐漸掌握權勢的凱末爾,能夠快速推動變革的基礎。再加上凱末爾在安卡拉(Ankara)建立勢力範圍,少了鄂圖曼政治中心伊斯坦堡(Istanbul)眾多舊勢力掣肘,排除這層阻力,改革速度當然也隨之加快。

反觀伊朗,19世紀初期才成立的卡加王朝(Qajar),在既不似鄂圖曼一樣政權穩定(至少沒有改朝換代),也沒有處理對外關係的經驗的情況下,便立即受到英國與俄國爭奪勢力範圍的壓力,許多內政外交都的發展都得看強權的臉色。一直到1906年的立憲運動,才比較算得上是伊朗西化變革的關鍵時刻。英國的伊朗史學者馬丁(Vanessa Martin),對於這起運動,就有兩本專書做深入討論(請見1989年出版的Islam and Modernism: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06與2013年出版的Ira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Secularism)。1921年開始掌握政權的禮薩汗,不似凱末爾往他處另起爐灶,而是在卡加政治中心德黑蘭(Tehran)啟動他的變革,雖然走的與凱末爾的西方共和路線相同,但就不是那麼完全的「共和」,君主制的形式還是很鮮明。

約一百年前,土耳其總統凱末爾(左)與伊朗國王禮薩汗(右)地位在國際上受到正面肯定。(Iran Politics Club)

在這些西化、歐化、世俗化的過程之中,總是伴隨著反對勢力和堅持本土化的運動。前者多半歸類為「改革派」,代表他們願意「進步」,甚至對於外來勢力採取「溫和」的態度,而後者就是「保守派」,是只知「墨守成規」,排斥對外來事物的「強硬派」。前者的形象多半較好,一旦掌握政治權力,似乎就是國家與社會富強安康的象徵,而後者代表的形象就是停滯與落後。儘管凱末爾與禮薩汗的世俗化都面對來自反對勢力的挑戰,但在國際間的評價還是不差,特別是凱末爾受到相當多後人推崇。

不過,一旦反對勢力佔了上風,很多新的局面就會出現了。

1979年伊朗革命之後,竟是由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奪得政權。何梅尼出生於1902年,經歷過英俄兩強宰制伊朗的時代,也經歷過二戰英蘇佔領伊朗的時代,他不至於抵制西方產品,但對於西方是充滿敵意的,所以特別在1960年代反對巴勒維國王的西化政策。儘管並非所有伊朗人都如此,但不能否認當時的社會上有這樣的反對勢力存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集結了許多的反巴勒維勢力的共同合作,只是成果卻由何梅尼這樣的政治人物收割,也就使得革命後的新伊朗走向反美的道路,還把何梅尼的伊斯蘭觀點拿來做為施政的骨幹。現在的精神領導人哈梅內意與何梅尼的路線沒有太大差異。巴勒維政府獲得了「西化開放」的美名,但何梅尼以來的伊朗精神領導人,卻是「激進保守的中世紀教士」。形象的差異,不在於伊斯蘭,應該只在於對美國的立場。

梅尼出生於1902年,經歷過英俄兩強宰制伊朗的時代,也經歷過二戰英蘇佔領伊朗的時代,他不至於抵制西方產品,但對於西方是充滿敵意的。(newhistorian.com)

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也有類似的情況,在凱末爾推動世俗化的時代,具有濃厚伊斯蘭背景的艾爾多安及其家庭,顯然是權益受損的一群。凱末爾推行西式的共和制度、廢除了哈里發(Caliphate,先知權位繼承人之稱),讓1923年之後的土耳其共和國,在樣貌上遠離伊斯蘭的本土形象。只是這並不代表伊斯蘭在這塊土地上逐漸消聲匿跡,因為像艾爾多安這樣背景的政治人物,已經可以透過參與政治而成為政壇上重要角色。主流輿論擔憂艾爾多安讓已經「世俗化」的土耳其再度「伊斯蘭化」,再加上目前艾爾多安「獨裁」的形象,往後若有可能長期執政,土耳其走入「舊」的「保守」時代似乎是勢不可免。問題是,為什麼「伊斯蘭」一定要與「舊」及「保守」畫上等號?一定要與西方及「世俗化」站在一起,才是「開放」與「進步」?又為什麼一定要推崇西方價值觀才能獲得世人肯定?

在凱末爾及其影響力還強盛的時代,對於因國家走向西化而損傷權益的「受害者」來說,凱末爾絕不是國父,也不值得推崇,他充其量只是路線符合主流價值觀而已。內政上多的是狗屁倒灶的作為。像艾爾多安這樣試圖凸顯自我價值的意涵,對於站在對立路線的族群而言,也該獲得肯定。

於是,以伊斯蘭為主的政治,又有何不可?伊斯蘭國家從既有文化中找尋自己的道路,又有何不可?主流輿論強調「政教分離」才是理性、穩定的政治,但也有很多人認為民主也是種宗教。所以,向來大家都是「政教合一」,沒有人「政教分離」過。在土伊兩國變革的路上,有既得利益者,當然也有受害者,評斷這個國家的形象不能只取一方立場。國際間的主流論述,無法呈現完整樣貌。現今「伊斯蘭」的土耳其與伊朗,在西亞世界已經取得領頭羊地位,但國際輿論卻還沒有意識到這種本土價值觀路線抬頭的現象,將成為日後國際局勢發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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