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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歐洲之心》誰的奧什維辛?誰的波蘭?

在重新審視波蘭的歷史角色,重新塑造自我認同時,人們必需要跨過自己的陰暗面,必需要自我提問:你是誰?我又是誰? 然而,在社會集體認同的形塑過程中,在記憶與真相的梳理過程中,每個個體之間,仇人與敵人之間,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真相」。

施富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今年一、二月間,各國媒體出現了一則新聞:波蘭通過所謂的《猶太人大屠殺法案》(Holocaust bill),進而引發世界各國,以及波蘭內部爭議。眾多媒體上所呈現的資訊,多是描述波蘭當局強調世人應該明確指稱例如「奧什維辛集中營」為「納粹德國在波蘭境內所建之集中營」,而不能以「波蘭集中營」這類不明確、且容易造成誤解,誤認整體波蘭民族/政府須承擔,或部分承擔二戰期間猶太人大屠殺的反人道罪行的用語。強烈的反對聲浪多來自以色列,部分以色列官員質疑,波蘭是不是企圖透過這類「轉型正義」的「正名運動」,來改寫歷史?企圖改變部分波蘭人也曾參與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事實?

奧什維辛集中營。

誰是大屠殺的受害者?

然而,就法案本身,一月間波蘭國會通過的法案並非是一整套新的法案,而是針對在1998年通過的《國家記憶館-反波蘭民族罪刑起訴委員會法案》(Ustawa o Instytucie Pamięci Narodowej - Komisji Ścigania Zbrodni przeciwko Narodowi Polskiemu)進行修正。這部法案是啟動波蘭轉型正義的機制,法案主要針對1917年11月8日起至1990年7月31日期間,所有納粹、共產黨、烏克蘭國家主義者 (Ukraine Nationalists)、納粹合作者,以及其他的罪行和戰爭犯罪進行調查、追究。法案的目的在於維護波蘭共和國以及波蘭民族的聲譽,並肩負起教育、調查、紀念、保護個人資料等任務。

而今年初的修正案,爭議之處主要在於第55a條文。修正條文中明確地列出,任何公開地違背事實,歸咎波蘭國家或波蘭民族對於納粹德國所犯的罪行負有(或部分負有)責任者,最高可判處三年徒刑。然而,對於上述的修法,即使政府已將藝術表演,以及學術研究排除在責任追究之外,波蘭民眾依舊擔心這修正案將會影響言論自由,以及學術自由。

就波蘭政府而言,波蘭境內的納粹集中營是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所興建,大屠殺的歷史責任不在於當時的波蘭流亡政府,也不在於波蘭民族。對於少數波蘭人參與迫害猶太人的事實,波蘭認為這是個案,絕非是整體波蘭民族共同涉入的。

對波蘭人來說,波蘭人是二戰受害者,更也是納粹集中營的受害者。1942年,納粹進入波蘭南部小鎮Oświęcim,拆除了上千棟的民宅與工廠,建立了惡名昭彰的「奧什維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從此波蘭人的Oświęcim被德文的Auschwitz所取代,聞名於世。二戰結束後,聯合國決定保留集中營遺址,當地居民更是永遠回不了家園。此外,集中營周遭地區更是禁止商業活動。十幾年前,當地提出建立大型貿易中心的計畫,遭遇猶太團體強烈反對;曾有藝術家以囚服的概念來進行藝術創作,亦遭猶太人提告。

2014年間,波蘭克拉科夫(Kraków)城市南郊普瓦舒夫(Płaszów)一帶一棟舊宅院標售,但乏人問津。那棟宅院正是二戰期間普瓦舒夫集中營指揮阿蒙.歌德(Amon Leopold Göth)的官邸,亦即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的重要歷史場景,在二戰後已歸還原屋主。曾有買主躍躍欲試,但猶太團體及教育人士提出反對意見:這宅邸應禁止商業使用,且應作為大屠殺教育用途!拖延許久後才由當地人士 Artur Niemyski買下,作為私人住宅。

波蘭克拉科夫市郊,普瓦舒夫(Płaszów)納粹集中營指揮官 Amon Göth 官邸。(圖:https://goo.gl/c6bTpL)

換言之,做為二戰及納粹的受害者,重要的事件發生點又在波蘭境內,但是波蘭人對於這些大屠殺的遺跡及受難歷史,卻少有發言權,也因此,現今波蘭當局急於為波蘭民族的歷史角色定案。然而波蘭人是大屠殺的受害者,卻也有部分個案是以加害者的角色呈現。那麼波蘭人該如何反省自己?審視自己?年初的法案爭議,波蘭國內的反對聲浪,擔心的是這修正案將戕害學術自由,影響真相的調查;質疑的是,在波蘭歷史上,不管是納粹佔領時期,還是共黨威權時期都曾發生排猶衝突事件,在這種情形之下,波蘭人又該怎麼定位自己?

你是誰?我又是誰?

2013年電影《依達的選擇》(Ida) 拍攝完成,故事描繪修道院裡一位見習修女安娜在正式立誓前,院長告訴她,她的名字應該叫做「依達」,而且她並非是舉目無親的孤兒,還有一位阿姨在世,叫做「萬妲」 (Wanda),並建議她在立誓成為修女之前,應該拜訪她的阿姨。於是一場身世之旅就此揭開,依達也才知曉她的猶太血統,以及她的雙親和一位兄弟(表兄弟)在二戰期間躲避納粹迫害的過程中,卻為波蘭鄉民所殺的歷史。

在這一趟尋根,以及尋找先人遺骸的旅程中,也帶出了依達的阿姨-萬妲的特殊角色。萬妲阿姨是史達林主義時代下的檢察官,外號「紅色萬妲」,曾經是社會主義的堅定支持者,並以將多位波蘭第二共和軍官以「以人民公敵」為由定罪入獄、殺害而聞名。這些波蘭復國初期的民族英雄,卻在歷經二戰後的共產威權統治下犧牲或鋃鐺入獄。以前的英雄,今日的階下囚,這是歷史對波蘭人開的天大的玩笑。而紅色萬妲,卻也在一波波的政治運動中喪失了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不斷地否定過去的自己。在兒子遇害、唯一的外甥女又堅定的走向侍奉神的道路,在否定過去與喪失希望的雙重困境下,萬妲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電影《依達的選擇》影射二戰時期、以及戰後共黨時期發生在波蘭境內的族群/政治迫害。(圖:《依達的選擇》電影劇照)

而依達在重新認識自己,並嘗試了俗世間的情愛之後,並沒有拋棄過去的信仰,回到修道院,堅定地繼續原本設定好的路。

這片子在波蘭上映後,民眾普遍的反應是:「喔!又是一個在海外成長的波蘭裔導演,回過頭來又要波蘭人反省一下二戰期間部分人參與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罪過...」而這部片子確實影射二戰時期、以及戰後共黨時期發生在波蘭境內的族群/政治迫害。

片中「紅色萬妲」的原型來自於波蘭共黨時期的兩位女司法官,其中一位是海倫娜.沃林思嘉-布魯斯(Helena Wolińska-Brus)是一名猶太裔的波共軍事檢察官,曾審判多名二戰時期的波蘭民族英雄;另一位則是類似背景的尤莉亞.布里斯提杰若娃(Julia Brystygierowa),外號「血腥月亮」(Bloody Luna)。而在對猶太人的迫害事件中,1940年代兩宗最著名的案例,一是1941年的「耶得瓦布內」(Jedwabne)的「活燒猶太人」(burning alive)事件,逾三百名猶太人慘遭集體屠殺,涉案者除了納粹之外,更有數十名波蘭人。而1946年發生在基爾采(Kielce)的「基爾采屠殺」(Kielce Pogrom),造成逾40名猶太人死亡更為戰後僅存的波蘭猶太社群帶來極度震撼及不安全感。

Helena Wolińska-Brus (1921-2007)

在重新審視波蘭的歷史角色,重新塑造自我認同時,如同《伊達的選擇》導演帕夫立寇夫斯基(Paweł Pawlikowski)所說,人們必需要跨過自己的陰暗面,必需要自我提問:你是誰?我又是誰?(Kto ty jesteś? Kto ja?) 然而,在社會集體認同的形塑過程中,在記憶與真相的梳理過程中,每個個體之間,仇人與敵人之間,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真相」。

失落的社會對話

當代中東歐(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國家興起時,民族歷史與歷史「真相」的詮釋,往往是建構民族國家的重要工具。最著名的例子是流傳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各國之間的俠盜亞諾希克(Juraj Jánošík)傳說。亞諾希克維17是紀末出生在斯洛伐克(其時為匈牙立王國之一部)與波蘭邊境地區的傳奇人物。就波蘭人而言,亞諾希克是一位劫富濟貧的公路俠盜,曾被視為波蘭民族英雄看待;而就斯洛伐克人而言,亞諾希克是一位專為斯洛伐克貧農出頭,教訓波蘭貴族的斯洛伐克民族英雄。而基於1918捷克、斯洛伐克聯合獨立建國的歷史,亞諾希克亦成為捷克人的英雄。換言之,一個俠盜,各自表述。

亞諾希克木雕版畫(版畫文字內容:亞諾希克的名字永不滅亡) 作者: Władysław Skoczylas (波蘭)

這之中,波蘭民族國家的建構史又更為獨特。首先是1795到1918年,總共123年的亡國與異族統治,其次是中世紀至近代波蘭人與立陶宛、白俄羅斯、烏克蘭等民族的分分合合。這些歷史,除了造成了近代烏克蘭人、立陶宛人、斯洛伐克人與波蘭人之間的政治與語言文化紛爭之外,更在廿世紀的波蘭內部社會造就了農民工、教會,以及知識份子三大社會階層之間的分化。

亡國期間,知識份子四處漂泊,學習並引進當代歐美最新思想;教會則是亡國期間最穩定的社會支持力量並扮演著波蘭文化傳承者的角色,然而其價值與立場卻是宗教權威;而廣大的農民(小農)階層則是最不容易接受新思想,最為保守的一群。1920年代復國之初,憑著近代波蘭國父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的威權治理,以及對紅軍的軍事勝利氛圍,除了烏克蘭族群議題外,內部社會歧異並未凸顯。

而在1947年波共取得政權後,這「命定的」、「具優越性的」無產階級專政,強力地介入各社會階層,在教會自主、異議份子、工廠內部民主、集體農場的爭議中維持著國家的凝聚。

1970年代,為了抵抗波共的威權統治,抵抗政治部門一黨專制下的國家機器對於社會部門的宰制,以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為代表的波蘭知識份子提出以「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為基礎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念,希望透過對話與協商,尋找整個民族最大的共同利益。1976年「工人保護委員會」(K.O.R.)成立,為波蘭社會首度由知識份子與教會合作介入工運。直至1989年的「圓桌會議」,「社會對話」的精神支撐起波蘭民族的再建構。

而1997則是近年來波蘭社會轉型的關鍵年。這一年,波蘭與歐盟正式啟動入盟協商,除了國防、外交與邊境安全方面,波蘭必須與北約組織、歐盟密切合作之外,針對內政中的社會政策、教育、環境、能源安全、區域發展等方方面面,波蘭完全以歐盟為依歸。例如,爭議頗大的死刑存廢,只因入盟的條件是「廢死」,因此未經社會充分討論,徑由國會表決,波蘭通過「廢死」。換言之,入盟的國族發展進程,反而抑制了自團結工聯以來,波蘭內部社會對話的氛圍與機制。

然而,對於歐盟的遵從與讓步,在某程度上反而為波蘭內部政治社會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國體改制以及入盟後,經濟成長的效應並未外溢至社會各個階層、各個區域與地方。受高等教育,具移動能力者,是波蘭經濟成長的受益者;而不具競爭力,固著於地方的弱勢族群,則是物價上漲、高失業率的犧牲者。換言之,上層階級在歐盟各國自由遊走,高收入,享受精緻文化;而底層民眾卻依然困守地方,天天吃土豆條。

因此,疑歐思想、反移民浪潮、「白色波蘭」(Biała Polska)運動,以及「大屠殺法案」的修訂,顯示的不僅是一般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興起,更在於,這是在缺乏有效的「社會對話」下,中下層民眾對於歐盟主流論述的反動,也是波蘭入盟十餘年以來,新一波追求新的社會對話機制的脈動。

延伸閱讀:

Małgorzata Sadowska, 2013. “Kto Ty jesteś? Paweł Pawlikowski o filmie "Ida"” in Newsweek (Poland). 2013. 10.18.

Stuart Winer, 2017. “Notorious Nazi’s house of horrors to become a luxury villa”. The Times of Israel. 2017. Feb. 9.

 施富盛 2010,〈全球化脈絡下歐盟與波蘭地方社會發展〉,收錄於《中東歐政治與社會發展》(石川晃宏、張家銘編)。台北: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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