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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超A評論》邊界離水那麼近

從當年遼闊的南洋,到現在幽暗的水管,我們越是貼近金門、香港、新加坡的水供歷史,越可發現水的流動其實是一個結合了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控制過程,將國家、地方政府、利益團體、社會運動者的行動與抗爭「套嵌」在一組多重空間尺度的複雜網絡中。

黃書緯/台大社會系專案助理教授

小島的故事,總是與水脫不了關係,偶爾還帶著共振。

2015年七月,金門縣自來水廠與福建省供水公司正式簽約,開始執行提議了十餘年的越域調水方案,完工後將從福建泉州山美水庫調水至金門本島。整個工程預計在福建泉州匯集西溪水源到金雞橋閘後,經晉江供水系統導入龍湖,福建供水公司將在龍湖設置抽水站,並建造約十公里長的輸水專管,送水至丙洲出海銜接十七公里長的海底管線到金門田埔,管線上岸後,會將引水導入田埔水庫西北側新建可蓄水十五萬立方公尺的受水池,再將原水輸送到淨水場處理使用。泉州陸上引水工程由中方負責,海上到金門陸上受水池,由金門設計、發包、施工及維護管理。按金門水廠與福建供水有限公司所簽訂之契約,契約期限為三十年,總經費13.5億元,引水工期約二年,預計晉江水將佔金門每日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同個夏天,自2015年五月起,雨傘運動結束後,香港陸續有屋邨發現飲用水含鉛或鎳等重金屬,引起不少香港民眾懷疑飲用水中重金屬的來源並非水管,而是佔了香港水源八成左右的廣東東江水。畢竟之前就有香港學者沿東江北上,分別於新豐江水庫、河源市中心、惠州、太園及塘廈五個地點抽取水樣本化驗,結果發現,東江源頭及中下游流域均出現違規活動,除了新豐江水庫以外,各流域的部分有機污染物及重金屬含量都超出國家二級標準。而東江水源頭之一的「定南水」,更因定南縣山中藏着不少非法排污的小企業,工廠設備大多異常簡陋,污水、廢料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水源嚴重污染,間接影響東江水質。雖然事後證明鉛水事件與東江水源無關,本土媒體卻仍感嘆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卻連自主水源都不可得。

有香港學者沿東江北上,分別於新豐江水庫、河源市中心、惠州、太園及塘廈五個地點抽取水樣本化驗,結果發現,除了新豐江水庫以外,各流域的部分有機污染物及重金屬含量都超出國家二級標準。(東江流域管理局)

我問金門的受訪者是否擔心金門之後遇到與香港類似的情況?畢生從事水務工作的他先說技術沒問題,「淨水端我們有一個先有一個檢驗池嘛,先檢驗說合格了沒問題了,我們才把他放到我們的湖庫裡面去處理」。話鋒一轉,說調水這件事跟新加坡一樣有助水源自主。

「上次新加坡的代表來,我就直接問他有沒有自給自足?他是講他們的再生水回收、海灣蓄水、海水淡化,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但是他說你馬來西亞賣水給我,我也要,我比較有談判籌碼。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自己的自有水源要百分之七十五,所以我們也沒有放棄我們的自有水源定義這一塊,我們只是藉這個部分,因為他有替代水源的時候,可以來好好的把湖庫再來整治、再來增蓄水源」。

相較於金門官僚的樂觀,香港學者則悲觀的多。

香港大學公共行政系李家翹老師的研究就指出,香港的水務工程曾經領先世界,不但有大型海灣淡水庫(船灣淡水湖、萬宜水庫,分別於1969 及1978 年建成)、樂安排海水化淡廠(1975 年落成投產,是當時世界規模最大的化淡廠),還有位處廣東省的跨流域東深供水工程(1965 年完工),但隨著東江水在香港供水比重越來越高,香港水庫的功能轉為東江水的儲水庫,海淡廠也於1978 年停產。李家翹老師不免感嘆,「新加坡,土地面積比香港小,長年依賴馬來西亞供水。經過幾十年不懈營建,新國在2010 年已能全不依靠馬來西亞而自主供水。香港為什麼不能?」

船灣淡水湖主壩。(維基共享)

一個夏天,兩座小島,前者把調水看作是解決長年缺水問題的解方,後者把調水視為供水權逐步為中國所掌控的濫觴。這固然與兩座島嶼內部的政治氛圍有關,但也反應了集水不易的小島在發展過程中,一直得面對棘手的水資源問題。有意思的是,在討論調水問題時,除了做為供水方的中國,新加坡這個遠方的南洋小島,竟也以對照組的方式成為焦點。

但這當然不是這三座小島第一次因為水而牽連在一起。

金門地小人多,土地貧瘠,早從1860年代開始就有落番南洋的風潮。先是坐船到廈門,再輾轉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等地謀生,只是「六亡三在一回頭」,多是客死異鄉無人聞問,偶有光宗耀祖返鄉建樓。而在建樓設計中,「水井」一直是個重要的設施,畢竟傳統金門用水的取得主要靠掘井,田間的農井或聚落的水井隨處可見,水井更與聚落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一大早,婦女來井邊汲水,順便將家中衣物直接帶至井邊洗衣,井邊就像是傳統聚落的公共洗衣間,也是聚落婦女的社交空間。傍晚時分,聚落的男人從田裡耕作回來,也會趁著婦女在廚房忙於烹煮晚餐之時,直接在井邊赤裸上身,汲水淋浴。除了挖井,儲水也是關鍵。除了家中有大水缸儲水,臨水井邊常有一池小水窟收集洗滌後的廢水,雨季來臨時,聚落的建築與巷弄外埕的地坪也有相因應的排水考量,讓水能夠順著巷弄溝渠排流至聚落前方的水池,讓聚落內部不易淹水,而水池也可以作為村民平日養魚、消防打火之用。這些設施的興建與維護經費,除了來自聚落宗族公款,就是落番客寄回來的辛苦錢。

傳統金門用水的取得主要靠掘井,田間的農井或聚落的水井隨處可見,水井更與聚落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圖為金門南山三眼井。(金門國家公園電子報)

二戰後,國共內戰,挖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十萬大軍進駐金門島打造戰地前線。隨著駐軍人數增加、農耕面積增加,對於水資源的需求也日漸提高,於是鑿井、挖塘、築埧,開發水利,大規模、集中化的水利建設逐步建立。然而,受限於金門的地形,無法在溪流上游建設大型水壩蓄水,只能在下游臨海處建設小型水庫,甚至,由於縣政府不可能規劃水源保護區與民爭地與民爭地,這些小型水庫一直面臨著農作農藥滲入地下水層、畜牧牛羊的糞便逕流入庫區上游的水源污染威脅。因此,在這樣的發展方式下,金門雖然在駐軍時期下建立了現代化的自來水供水系統,但整個供水環境卻面臨著環境污染的威脅,只是在軍管時期封閉的島嶼經濟結構下,地方政府無力也無心限制當地民眾的用水方式與耕作型態,而這也埋下後來水源污染積重難返的環境問題。

直至今日,庫區水嚴重不足、地下水超抽鹽化、海淡廠效能不彰,從中國調水成為地方政府解決水資源問題以推動經濟發展的策略,而遠方的南洋小島新加坡則再次成為勢在必行之處。就好像我的受訪者數度激動地說:「其實金廈本來就是一個共同生活圈,你說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當時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趕出來,李光耀就哭得要死,對不對?但是曾幾何時人家現在是怎麼樣,對不對?」

三座小島,一衣帶水。從當年遼闊的南洋,到現在幽暗的水管,我們越是貼近金門、香港、新加坡的水供歷史,越可發現水的流動其實是一個結合了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控制過程,將國家、地方政府、利益團體、社會運動者的行動與抗爭「套嵌」(nested)在一組多重空間尺度的複雜網絡中。在這流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國界」在戰後隨著水利建設而出現,又隨著區域發展而隱身。而在這忽明忽暗的流動中,恐怕我們從小島感受到的,是這國界往往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而是一種時間的慾望啊。

那種「要不是那時候被這樣,我們現在也就能那樣」的分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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