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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開講》書評:《土耳其化的伊斯蘭》

2018-02-10 16:04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年多來,土耳其的政治情勢發展多次成為新聞焦點,尤其是針對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把持大權的批判,但發展走向為何如此,卻也未見精闢的分析。幾個月前《土耳其化的伊斯蘭》(Democracy, Islam, and Secularism in Turkey)一書出版,閱畢之後,深覺得這樣的翻譯著作,對於廣大的讀者而言來提供了一個理解近現代土耳其相當正確的方向。

《土耳其化的伊斯蘭》。(圖:讀冊)

本書總共集結了8篇文章,兩位編者在〈引言〉提到編纂此書的目的在於「瞭解土耳其與歐洲的關係,也有助於理解現在伊斯蘭、世俗主義、民主體制之間的問題。」而兩位編者文中提到相當一個重要的觀點:「進一步審視土耳其的當代政治之前,必須先將目光放在現代土耳其兩項重要歷史遺留物—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和凱末爾主義(Kemalism)。」這個出發點完全正確,因為當下眾多時事評論,都缺乏歷史層面的探討,即使有些評論與分析提到歷史部分,卻多是簡略帶過。然而,歷史並不單純只是過去的事情,一件事情可以整合不同角度、不同資料來理解。鄂圖曼帝國雖然已經消逝,但一味強調它是「歐亞病夫」、「文明停滯」、「積弱不振」並不足以讓世人瞭解這個自16世紀以來主導歐亞非中心的帝國,而探討凱末爾的西化政策何以提高土耳其在世界的地位與重要性,也都是理解當代土耳其所該做的準備工作。

其中有幾篇文章有助於讀者重新看待鄂圖曼與土耳其歷史,同時深入且實際理解當代議題。例如第一章〈鄂圖曼帝國的多元〉,提到鄂圖曼所呈現的多元包容,「米利特」(millet)這樣依據個別宗教信仰來約束社會的方式,用以做為一種中央與地方的社會契約,使國家「自各種多元性中孕育而生,而非像現代民族國家那樣往往否認多元性或強行推動同化運動。」這句話批判了現代民族國家強迫所有群體要「一統」的現象,也肯定了鄂圖曼政治制度存在的價值,不是只有歐美的模式值得探究與學習。

「米利特」是依據個別宗教信仰來約束社會的方式,用以做為一種中央與地方的社會契約,使國家「自各種多元性中孕育而生,而非像現代民族國家那樣往往否認多元性或強行推動同化運動。」(aljazeera.com)

第二章〈凱末爾主義的歷史根源〉則說明凱末爾主張西化的緣起,進而建構出凱末爾主義,像是宣傳「突厥種族的高貴身份」,譴責歐洲中心論的「土耳其史觀」,逐漸使得「凱末爾」成為思想、成為信仰、成為政治的意識形態。

第三章〈土耳其—多元社會與一體制國家〉強調土耳其的多元性質,以19世紀以來鄂圖曼的宗教多元性為代表,如同第一章提到了米利特制度的重要性。但進入共和國時期,凱末爾主義做為國家發展的主幹,反而使得社會缺少多元性,這個具有相當明顯排他性的凱末爾主義,強調土耳其特質,拒絕種族多元主義。

第五章〈土耳其軍方、社會、正義發展黨〉,將凱末爾以降的土耳其軍方角色,定義為「國家虔誠的捍衛者」,超越政治立場來管理整個國家與社會。直到90年代之後,出現軍方的世俗主義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對峙。在台灣難得看到深入討論土耳其軍方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多半也是以「軍人干政」的角度切入。但若從這篇文章來看,土耳其軍方與社會的關係是具有正面且客觀分析的可能性,而且這顯然在學術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這樣的文章,比起一味批判土耳其軍方要來得實際許多。

另外,要理解現在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可從第六章〈土耳其憲法法庭及政治危機〉找到很好的描述,也可從第七章〈土耳其、歐盟與正義發展黨〉理解21世紀正義發展黨在加入歐盟中所遇到的問題。

第八章〈土耳其模式〉討論的是當今由正義發展黨主導的土耳其,會有什麼發展方向?本文提到,現在的正義發展黨,雖具有濃厚的伊斯蘭色彩,但並沒有破壞過往的世俗、民主特色。這也許偏離該黨成立的宗旨,但反而讓伊斯蘭與民主制度更加融合,本章做為全書總結相當合適,我們確實該探討什麼是土耳其模式,畢竟主流輿論與研究無論對於鄂圖曼或土耳其,所討論的方向大抵為「西方模式」。

1984年,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所撰寫的《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主張以中國的角度探討近代中國史、要突破西方中心觀。但或許歐美國家對於西亞國家仍然處於高姿態,不似對中國已有較多元的探討方向,以致於近現代西亞的歷史,尚未出現「伊朗中心觀」或「鄂圖曼中心觀」;西亞與周邊世界的關係,也沒有人定義「伊朗秩序」或者「鄂圖曼秩序」。

目前有關西亞地區的出版著作,多半屬於包山包海或記者報導性質的作品,前者說明不了什麼事情,後者則僅能呈現主觀面向。本書透過8篇篇幅適中、探討特定議題的文章,提供了讀者一些適當的理解方向。固然有些內容需要有基礎知識才能瞭解,但本書的方向正確,對讀者來說就有相當大的幫助。唯一可惜的就是將註釋抽掉。註釋的作用是可以讓讀者瞭解作者的論述參考哪些著作,可以按圖索驥找到更多相關的資料。一旦少了註釋,反而無法了解作者的寫作依據為何?這類論文集與歷史著作,還是應保留註釋讓整本書以完整的形式呈現。

在本書之外,還有其他同性質的作品可參考。Touraj Atabaki與Erik J. Zurcher兩名學者主編的《Men of Order: 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under Ataturk and Reza Shah》也是論文專書,集結10篇文章來理解土耳其凱末爾與伊朗禮薩巴勒維(Reza Pahlavi)時期的政治與社會面向。這類書籍翻譯出版,或多或少有助於台灣讀者對於西亞世界更為直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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