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小狼
《抓狂美術館》電影海報（圖：東昊）
「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裡頭，我們有同樣的義務與權力 。」
瑞典某當代藝術館上上下下都忙著替即將開幕的新展覽《廣場》添脂抹粉，希望有機會炒熱特展、一夕爆紅。但平時瀟灑沈穩、風度翩翩的館長克里斯欽卻有點心不在焉，因為在每天上班必經、人潮熙來攘往的廣場上，他的錢包手機被人扒走了。
他一邊構思如何出狠招揪出扒手，一邊還要應付過度殷勤的藝文女記者、腦力激盪到有點走火入魔的行銷團隊、附庸風雅但又難搞的捐款貴賓。隨著開展時間漸漸逼近，接踵而來的意外搞得日子雞飛狗跳，眾人心中抓狂指數逐漸升高，廣場所標榜的信任與關懷也即將崩壞⋯⋯。
《抓狂美術館》劇照（圖：東昊）
故事發生在台灣人眼中的社福天堂：北歐瑞典。在這個國家裡，上班可以帶寵物，男人分擔照顧孩子的責任，銀髮長者參加銳舞派對，小孩可以怒斥大人，父母懂得對子女道歉。在這個文明高度發達，平等指數極高，經濟富裕，每個角落都充滿品味的國度，黑暗卻依然存在著。電影裡刻意拍攝了滿街的乞丐，與優雅上流的藝術圈人士形成強烈對比。而當美術館推出象徵「信任與關懷的殿堂」的作品《廣場》時，館長卻因為相信路人的清白而在廣場被扒走了財物，多麼諷刺。
《抓狂美術館》的觀看經驗可謂芒刺在背，就像吃魚時不小心把刺梗在喉嚨一樣的不舒服。例如舉行講座時台下有位罹患妥瑞症的觀眾不斷拍手罵髒話，這舉止實在太不恰當，但對方並非惡意且無法克制，活動便在既尷尬又干擾的氣氛下繼續下去。又如女記者對館長的行為舉止提出質問時，背景的裝置藝術間歇發出震天價響，不時中斷了二人的對話。最經典的一幕則是美術館舉辦晚宴時，請來行為藝術家扮成猩猩當作娛興節目，最終卻喧賓奪主大鬧會場。就表演而言，他完美詮釋了猩猩的野蠻、不受控，可以說是金獎級的演出；但是以藝術之名，就可以侵犯別人、行使暴力嗎？
《抓狂美術館》劇照（圖：東昊）
《抓狂美術館》每一個鏡頭都是精心安排，每一段劇情都具有多重的隱喻，包括階級差距的刻板印象、野蠻與文明的對比、藝術與矯情的界線究竟在哪裡⋯⋯等等。但對我而言整部片最核心的焦點，其實是在剖析權力關係，尤其是「詮釋」的權力。
電影開場時，記者針對策展概念對美術館館長進行了訪問，當時他的回答是：
「例如這一個包包，如果我把它放到美術館裡，它是否就是一件藝術品呢？」
聽到這一段話時，我想起杜象的經典名作《噴泉》（Fountain，1917），就是那個簽上了名字的小便斗。拿到美術館展示的簽名小便斗，和在公共廁所裡面被寫上「到此一遊」的小便斗有何不同呢？先不論這個作品的複雜意涵，究竟誰有認定藝術價值的話語權？誰又有能力販賣藝術的觀念呢？
品味和賞析，需要資本才能成就。沒有錢學習知識和欣賞的方法論，就很容易困在文謅謅繞口的策展理念中，找不到出口。
《抓狂美術館》以藝術欣賞作為隱喻，將權力關係的剖析放大到普世人性，精準檢視性別、階級、職場⋯⋯等各面向，於是你可以看見男性詮釋女性，富人詮釋窮人，上司詮釋下屬，媒體詮釋觀眾。詮釋的權力如果不夠謹慎而武斷使用，誤解和衝突便接踵而來，也就導致了電影中種種「野蠻」的反撲。
《抓狂美術館》劇照（圖：東昊）
瑞典鬼才導演魯本奧斯倫繼《婚姻風暴》（Force Majeure，2014），再次用他擅長的「尷尬時刻」揭露人性的黑暗與瘡疤，冰冷精準卻又充滿想像力的刻畫，使本片勇奪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辦公室裡突然出現的狗和嬰孩，公寓中莫名存在的猩猩，吵個不停的裝置藝術品，完美乾淨空間中刺眼的垃圾。這些「出戲」時刻違反了電影試圖製造的，將觀眾吸進劇中世界的魔幻力量，反而將大家一棒打醒，硬生生推回現實世界。除了刺激觀眾想想「為什麼」之外，這些充滿在電影裡的雜音也是詮釋權力的反思，讓觀眾從順應情節推展的「入戲」狀態中解放，進而「出戲」思考自己與電影、世界之間的關係。
《抓狂美術館》全片宛如在走鋼索一般，一直遊走在一個恐怖平衡上，讓人看了手心發汗。然而，片中不斷迴響的主題音樂卻是馬友友與巴比麥菲林（Bobby McFerrin）以人聲和大提琴重新詮釋巴哈∕古諾的〈聖母頌〉（Ave Maria），是法國作曲家古諾（Charles Gounod）以巴哈（J. S. Bach）《十二平均律曲集》的分解和弦加上原創旋律的頌歌。十二平均律將八度音程均勻分配成十二個音調，如此理性和諧，對照電影中的各種衝突和歪斜，實在引人玩味。
《抓狂美術館》劇照（圖：東昊）
藝術就像電影鏡頭，放大所有觀照之下的人性，有時假到尷尬，有時冷到難以直視。但是誰決定博物館裡展示的物件就可以叫做藝術品，是誰決定電影看了該笑還是該哭？在藝術／電影裡，我們擁有同樣的義務與權力。
相關新聞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