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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場政治學》「中國模式」的內外矛盾:從十九大場外二三事談起

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應會循著「中國模式」既有路徑繼續追逐「中國夢」,只是,經濟發展缺乏民主調節還能持續多久?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和平能否同時實現?無疑是未來中國與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

◎黃兆年/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回顧剛落幕的中共十九大:在場內,習近平高談3.5小時「中國夢」;在場外,劉曉波遺孀劉霞在其夫逝世百日「被旅行」,趙紫陽故居及親屬則在趙98歲冥壽「被斷訊」。本文以「場外所做」當作「場內所說」的反思起點,重現「中國模式」在內部治理乃至外部策略上的矛盾。

「中國模式」(The China Model)是國內外論者對1978年改革開放以降中國政經發展模式的統稱。儘管中國官方稱之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從政治經濟學觀點來看,「中國模式」其實是一種「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也就是威權政體和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混合體。其主要特色是以國家干預追求一種免於政治變革的經濟發展。特別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當局致力於以高度經濟成長維繫威權政體的統治正當性,1991年蘇聯垮台之後,更以民族主義填補共產主義破滅下的意識形態真空。外交方面,中國官方一貫聲稱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推展對外關係,亦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處。上述「中國模式」,已被世界各地諸多第三世界國家奉為效法對象,被視為美國所提倡的「華盛頓共識1」(The Washington Consensus)之外另一條邁向現代化的替代道路2

(圖片來源:https://goo.gl/M4ZXgS)

內部治理矛盾:威權與發展能否持續相容?

此次十九大,習近平在場內所說的,與行之有年的「中國模式」基本上並無二致。而中共當局在場外所做的,則提醒我們再次檢視潛藏在「中國模式」之中的內外矛盾。舉例來說,趙紫陽作為中共改革派領袖、天安門學生的同情者、以及中國民主運動的標誌,其故居及家屬在十九大期間「被斷訊」。此事件提醒我們必須一再檢討「中國模式」始終存在的內部治理矛盾,亦即經濟發展與威權政體之間的相容性問題。

1.經濟發展伴隨著區域發展不均、社會階級擴大(如農民工)、生態環境破壞(如癌症村)等問題,但威權政體卻難以充分代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故無法充分回應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各種副作用。儘管十九大報告宣稱體認到「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並延續十八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以推動經濟富強、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會和諧、生態文明美麗等各領域建設,但另一方面卻不忘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富國強軍為導向的重商主義發展思維,令人很難期待其所宣稱的均衡發展,能在多大程度上獲得實踐。

2.經濟發展提升了人民財富及教育水平,也提高了社會公眾對自主性的集體渴望(如零八憲章),但威權政體並不能滿足民間社會對自由化甚至民主化的潛在要求。雖然十九大報告重申要「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包括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等),但卻將「堅持黨的領導」增列為政治建設的第一要項,強調「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足見其所謂「民主」,體現的仍是黨的壟斷,而非人民意志的伸張。

3.威權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不必然產生發展型的功效,也可能帶來掠奪型的後果,比如政商貪腐問題,反而構成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3。儘管十九大報告宣示「奪取反腐敗鬥爭壓倒性勝利」,但其實目前所展開的打貪運動,都只觸及到權錢交易的表象而已,並未挖掘到它的制度根源。貪污腐敗的最大病灶,以及可持續性的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正是既掌握經濟資源卻又缺乏民主監督的威權政體。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克強、、王滬寧、栗戰書、趙樂際、汪洋、趙樂際、韓正。(報社合成照)

外部策略矛盾:「和平發展」真的和平嗎?

另一發生在十九大場外的情景是:劉曉波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其遺孀劉霞卻在十九大期間「被旅行」。此事件提醒我們留意中國與自由世界關於「和平」想像的差距,尤其應該正視其經濟發展、民族主義與所謂「和平發展」外交政策之間的調和問題。這正是「中國模式」外部策略的矛盾所在。

1.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是「中國模式」統治正當性的兩面大旗,但這兩者在本質上都具有追求國力提升和集體優越的意涵,因而與「和平發展」之間存在著潛在矛盾。十九大報告多次將「中國夢」定調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明顯內建了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的成分,同時又宣稱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不稱霸、不搞擴張、不構成威脅,殊不知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本身即隱含在國際間追求更高權力地位的現實主義邏輯,當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時,又如何可能不給其他國家帶來安全疑慮?

2.民族主義是把雙面刃,一方面可用來強化中共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另方面卻可能反過來牽制其外交政策,使其變得強硬。藉由對百年國恥、帝國欺壓的政治宣傳,中共當局得以營造愛國情緒、促進內部團結,但這種民族主義動員,也可能回過頭來波及共黨自身,使其外交政策隨民眾仇外情緒起舞,被迫不得過於軟弱4。此傾向可從近年來的釣魚台爭議、南海爭議、以及中印邊界衝突之中找到印證,其可能對中國與周邊國家乃至美、日等重要經濟夥伴之間的關係造成傷害。

3.經濟發展對中共威權統治的存續不可或缺,但某些以經濟發展為考量的對外政策,卻在一定程度上為人類安全及世界和平帶來威脅。不同於西方晚近對獨裁國家進行經濟制裁,或附帶人權條款的經濟援助,中國為了確保自身發展所需的能源、資源及市場,曾對全球各洲諸多擁有人權侵害甚至種族屠殺問題的國家(如委內瑞拉、蘇丹、伊朗、烏茲別克、緬甸等),進行無額外條件的經援或投資5,無異於間接助長了世界各地的暴力衝突,而非和平。此情況是否在「一帶一路」進程中重演,值得進一步觀察。

綜合來說,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應會循著「中國模式」既有路徑繼續追逐「中國夢」,只是,經濟發展缺乏民主調節還能持續多久?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和平能否同時實現?無疑是未來中國與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挑戰。

※本文即將發表於「淡江國際評論」,經作者同意刊登於「菜市場政治學」。

1.「華盛頓共識」一詞由John Williamson提出,指的是美國自1980年代末起聯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向開發中國家推動的一系列以自由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亦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其影響擴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層面。其後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一詞,指涉中國當代的政經發展模式,與「華盛頓共識」相對照。參見Williamson, Joh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edited by John Williams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9; Ramo, Joshua Cooper.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er, May 2004. 

2.Kurlantzick, Joshua, and Perry Link. “China: Resilient, Sophisticated Authoritarianism.” In Undermining Democracy: 21st Century Authoritarians, edited by Christopher Walker, 13–28. Washington, D.C.: Freedom House, 2009; Halper, Stefan A.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3.Pei, Minxin.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Shirk, Susan L.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Halper, Stefan A. 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中國模式」的內外矛盾:從十九大場外二三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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