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南亞觀察》後九一一時代巴基斯坦「戰爭化」 的根源(下)

恐怖主義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恐怖份子會根據其具有的優勢而行動,不論從地理的人文、經濟或外在環境來看,恐怖組織必然充分利用地理的優勢來行動。

(圖片來源:https://goo.gl/FKDYJT)

作者:薩桑特哈桑 / 巴基斯坦奎達伊茲蘭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博士學者

翻譯:馮懷萱 / 逢甲大學

校訂:陳牧民 / 中興大學南亞與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斯瓦特山谷戰爭

第二原因是:安全部隊已開始在斯瓦特地區進行掃蕩恐怖分子的動作。這項行動是針對法茲魯拉(Maulana Fazlullah,巴基斯坦塔利班領袖)和伊斯蘭律法運動(TNSM)而發動的,且得到政府和巴基斯坦文人政府與社會的充分支持。這個活動基本上取得成功,但卻因此讓該地區的恐怖組織轉移到旁遮普省南部繼續活動。

(主要分布在阿富汗與巴國境內的塔利班政權。圖片來源:https://goo.gl/DBQZbk) 2008 年 9 月 22 日,西北邊境省省長加尼(Owais Ghani)警告旁遮普說:「來自西北邊省的武裝分子已經在旁遮普建立了強大的網路與聖戰組織,大多數執行自殺行動的戰士都來自該區」。由於巴基斯坦帶頭打擊在阿富汗邊界地區的蓋達組織和塔利班人員,所以這些組織將其活動範圍基地移轉到安全部隊較少關注之區域。

地理與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恐怖份子會根據其具有的優勢而行動,不論從地理的人文、經濟或外在環境來看,恐怖組織必然充分利用地理的優勢來行動。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列舉幾個恐怖分子利用地理特徵,建立兩者的關係的案例:

●文化

●宗教

●貧窮與文盲

●種族實體空間

【前篇回顧】後九一一時代巴基斯坦「戰爭化」 的根源(上)

文化

恐怖份子會利用文化,由於部分文化和文明傳承了一種特別強調生存與存在的價值觀。例如部落文化,在全球化趨勢的衝擊下,許多部落文化仍然存在,並且為其成員提供了安全發展的空間。由於與世隔絕的特質與本身複雜的特質,使得這些部落得以抗拒外界的影響,特別是阻絕現代政府執法機構的進入。

(旁遮普省地形多為平原。圖片來源:https://goo.gl/X9Npqh)

與巴基斯坦的其他部落文化相比,旁遮普省南部的文化更顯進步許多,它與其他國家有很穩固的聯繫。此外執法機構與此地有緊密的關係,且族長制(Jirga)已不再流行。旁遮普省不僅都是平原,不像西北邊省都是山地和部落區,所以,旁遮普人民的信仰基於其平原的地理環境,其社會生活展現對於土地所有權的執著。 不過在旁遮普邦的部份地區,像波托哈高原(Potohar plateau),人民的習性與部落性格的普什圖人和俾路支人相似,其族群制度在旁遮普仍然根深蒂固。在南旁遮普邦的「巴拉迪亞」體系(baradari,宗族主義)就是一個例子,這種宗族主義的特點就是絕對的種族中心主義:「把自己團體的意見作為一切的中心,而其他人意見僅為參考」。種族中心主義是根據以下幾個原因所形成:

●積習

●缺乏理解

●長期教化

●個體結構薄弱

在南旁遮普,社會分為許多不同的部落,如 Mazaris、Legharis、lund、Dershik、Gorchani、Makhdoom 和 Gilanis,其中絕大多數是政治家和地主,也有些是聖人之後(在巴基斯坦稱為 pir families),這些地區的人民生活在這些部落體系之下。我們研究民族中心主義的特性,會認為這些部落的統治者不了解其變成如此的原因,但實際上是因為他們缺乏足夠的資源去了解外面的現代世界,以致這些地區的政治人物幾乎無力去改善人民的狀況。

(出生於德拉加沙汗的總統 Farooq Khan Leghar。圖片來源:https://goo.gl/33gBuv )

去德拉加沙汗(Dera Ghazi Khan)及其周邊地區走一圈會令人失望,儘管該地曾經培養出了一位 Farooq Khan Leghar 總統,但該地落後程度依舊令人震驚。據報導,這些部落地區的居民未經部落首長許可,甚至不可以擅自出售土地。「巴基斯坦是我們國家,吾愛吾國;我們是窮人,平日,除了日薪和在沙達爾地區的工作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收入,但我們不希望任何人能攻擊我們的人民、部隊,或巴基斯坦其他任何地方」(作者訪談內容)

南旁遮普地區的文化有較高的同質性,無論是 Balochi、Leghari、Mazari、Darshik 或 Awan(以上均為部落名),但歷史上沒有證據說明有文化衝突造成這樣的情況。「這裡的人就像兄弟(bradari)一樣,即使有不同的面貌,但他們之間的兄弟情誼比世上任何地方都要親密的」,Ghulam Akabar 先生強調了社會的和諧。

然而由於缺乏現代國家的管理結構系統,南旁遮普長期以來在政治上被邊緣化,對北旁遮普省政府以及巴基斯坦政府的不滿,助長了激進主義分子在此地發展的空間。在社會衝突與科技發展雙重影響下,導致社會出現變化,並產生新的文化形式,這些變遷可能伴隨著意識形態的轉變和其他類型的文化變遷。三種導致改變的影響和阻力為:

●社會內部的力量

●社會之間的接觸

●自然環境變遷

(開伯爾 - 普赫圖赫瓦省為最上方深粉色長型區塊。圖片來源:https://goo.gl/B5BVGz)

其中一位在 Dera Ghazi khan 的 Sardar 部落的人說:「改變南旁遮普邦文化,其實對於社會的影響力並不那麼強。」南旁遮普省有些地方和開伯爾 - 普赫圖赫瓦省相鄰,因此極端主義者可以從西北的開伯爾 - 普赫圖赫瓦省,遷至旁遮普邦南部,最後改變旁遮普省南部的內部環境。

信仰

1970 年代,宗教是現代恐怖主義最大的誘因。David C. Rapoport 提出四個關於現代恐怖主義的波浪理論,他描述了目前第四波的恐怖主義,主要由宗教恐怖主義所主導。恐怖主義者為了己利而利用宗教和其他宗教的信徒,他們利用錯誤的引證宗教來得到同情和支持。

諷刺的是,在當前恐怖主義浪潮中,伊斯蘭教已被恐怖分子利用,以致於穆斯林為主體居民的地區,成為培養恐怖份子的溫床。巴基斯坦有 96% 的穆斯林,大部分是遜尼派人,可再分為巴列維(Barelvis)、迪歐班(Deobandis)和阿爾勒哈迪特(Ahle-Hadith)三個信仰族群。迪歐班和阿爾勒哈迪特兩教派,都鄙視偶像、聖地崇拜和多數巴基斯坦居民相信的蘇菲教派信條,而巴列維派佔巴基斯坦穆斯林 80-85%。

(伊斯蘭神職人員大會黨。圖片來源:https://goo.gl/gwQfAU)

隨著時間的演變,這樣的分歧演化出新的壓力團體,並以政黨和極端主義組織的形式呈現出來。現今,迪歐班團體常被視為是巴基斯坦極端暴力主義的主因。今日巴基斯坦最大的兩個宗教政黨分別是伊斯蘭大會黨(Jamaat-e-Islami Pakistan),一個試圖通過選舉強壓伊斯蘭法律的宗教;以及伊斯蘭神職人員大會黨(Deobandi Jamiat Ulema-e-Islam),特別是其中的 Fazl ur-Rehman 派(JUI-F),兩者都在巴基斯坦境內保有大量的宗教學校網絡。

其他宗教政黨和團體還包括一些著名的人道主義服務社群,例如與虔誠軍(Lashkar-e-Taiba)恐怖組織密切相關的達瓦慈善會(Jamaat-ud-Dawa, JuD)。筆者曾去過許多南旁遮普邦的村莊,如 Sakhi Sarwar、Layia、Shadanlund、Kot Chouta、Fortmanro、Bhawalpur 和 Multan 等,但沒有找到與極端主義的宗教武裝相關證據。

即使我在某些地方看到,什葉和遜尼教派在同一個清真寺禱告。Allam Qasim Rizwi 告訴筆者:「我們都像一個穆斯林一樣活著,不去想什葉、遜尼、迪歐班這些教派的不同,所以此生我從未看見不同民族之間的衝突。」甚至沒有媒體報導或證據顯示歷史上任何一個(因信仰不同導致衝突的)事件,然而我們不能忘,一些極端主義可能會擾亂這樣的平衡,它們極小以至於容易被忽視。

貧窮與文盲

儘管我們知道大多數恐怖主義領導人,都是來自受過教育和富裕的家庭,如:賓拉登,但是恐怖份子招募的對象大多來自貧困地區。而文盲是恐怖主義的另一起因,任何地區只要識字率愈高,人們就愈不認為暴力是行動選項之一。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部正是最受忽視、教育率很低的地區。

(旁遮普省南部相較於北部識字率低。圖片來源:https://goo.gl/cxdJxf)

一份報告指出,由於貧窮、封建制度和漸增的文盲,旁遮普南部可能為塔利班和其他聖戰組織提供避風港,它有潛力成為一個派系招募的主要中心。有數據顯示,旁遮普南部的貧困比例略低於 43%,而旁遮普省其他地區為 27.7%。這顯示旁遮普省南部的整體貧困指數比巴基斯坦其他地區為高。

實體空間

除了人為與經濟因素外,地理位置也被視為恐怖份子選擇安全庇護所、建立培訓中心,甚至指揮所的原因。遙遠或不易到達的地區,成為恐怖份子避難或生存的好地方,而其在選擇目標時也會考慮地理元素,例如選擇富裕和人口稠密的地區,因為在這類地區發動攻擊效果最好。

基本上旁遮普省南部缺乏這些元素:首先,此地被開發的平原環境讓恐怖分子難以生存;其次,這些地區的人口分屬在不同的部落,而且部落對其居民的掌控力極強,讓極端分子很難有潛入的機會;第三,警力在這些地區的影響,比旁遮普其他地方要更強。

在來到 Dera Ghazi Khan 第四區的 Sakhi Sarwar 時,一位警員對筆者說:「我們對這個地區人民瞭若指掌,即使是陌生人,我們也知道誰要來或誰從這個村莊離開,所以極端主義團體如何能夠在這些部分生存下來呢?」如果我們從地圖看 Dera Ghazi Khan,它和另外兩個省份開伯爾 - 普赫圖赫瓦省與俾路支省相鄰。它的東邊接到 Dera Ismail Khan,而西部則是與俾路支省相連,所以總總原因使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區域仍然存在極端主義因素。

【資料參考】

(1):Sabihuddin Baqai, “Social Order in Pakistani Society” (National Book Foundation, Islamabad, 1985), P 87-92

(2):Interview conducted from a person working in the legari land.

(3):Taking with ex army officer

(4):O Neil, “Process of Change”, op cit, p2

(5):O Neil, “Process of Change”, available: http://anthro.palomar.edu:80/change/change_2.htm last accessed 20 May 08

(6):Interview conducted from the sardar lateef khan khousa.

(7):David C. Rapoport, “The Fourth Wave: September 11 in the History of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1.

(8):The State of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95, April 18,2005.

(9):R. Upadhyay, “Barelvis and Deobandis: “Birds of the Same Feather,”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January 28, 2011. Availableat

(10):”daily times”,Sunday, October 11, 2009 accessed date December 08,2011.

(11):Punjab development statistics 2010, bureau of Statistics, Government of Punjab

(12):ibid

(13):Short conservation with a S.H.O Sakhi Sarwar police station.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南亞觀察 Roots of Militancy in Pakistan after 9/11 後九一一時代巴基斯坦「戰爭化」 的根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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