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小邦周
西元前九百多年前的某一天，一位可能是當時東亞大陸上最有權勢，文明世界中最有權威的人，在此時卻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無法確定發生了什麼事，如果採信傳世文獻的說法，這位身分顯赫的大人物是中了敵人的計謀，令自己陷入危機，最後溺死於漢水。
他是周文王的後裔，克商之武王的曾孫——昭王。
在漸漸沉入水中，掙扎的力量緩緩流失，意識逐漸模糊的這段時間，周昭王在想什麼呢？
他也許在想，為何自己與大臣精密籌畫下，偕同諸侯之師與敵方對陣，接連獲勝，最終仍然遭受慘敗，更令自己溺死於異域。到底是什麼樣的動機與敵人，驅使他、或迫使他必須親自討伐？又或是其實昭王並非溺死，而是中了埋伏戰死沙場，又或是因南國疾疫，水土不服而死？
事實上，「昭王南征不復」一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謎團，本文將以此短小的篇幅，結合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向讀者介紹「昭王南征」這一史事的前因後果，並解釋其何以為一大謎團。
傳世文獻中的昭王南征
關於昭王之死，我們僅能依據傳世文獻鳳毛麟角的記載，盡可能拼湊出各種線索。傳世文獻中，關於西周歷史的記載本來就很少，往往見於《國語》、《左傳》、《呂氏春秋》等典籍及其引述，如要進一步認識西周歷史，則須得憑藉新出的銅器銘文、簡牘文獻，乃至於非文字性質的墓葬。
「昭王南征而不復」一事亦為西周史中的難解之迷。
傳世文獻裡記載「昭王南征而不復」史事者，主要見於《呂氏春秋．音初》、《左傳》、《史記．周本紀》、《古本竹書紀年》、《帝王世紀》，在細節方面雖有差異，但大體記述周王南征失利之事。
在《史記．周本紀》中，武王克商，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制禮作樂後，周王朝便進入了黃金時代，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之語。
至昭王時，黃金時代似乎步入尾聲，《史記．周本紀》言昭王「王道微缺」，又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古本竹書紀年》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筆者按：兕為古代一種似牛的野獸），又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又云「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帝王世紀》則對昭王南征有較戲劇性的描述，昭王南征之初相當順利，要渡漢水時卻因乘被船人動了手腳的膠船，膠船行至河中，膠遇水溶解，昭王也因而溺死。昭王的遺體為「長臂且多力」的衛兵辛游靡從河中撈起，送回鎬京。以上大概是早期文獻所見關於「昭王南征不復」的相關記載。
此為靜方鼎的紋飾特寫，此器銘文記載昭王命令大臣中、靜二人省南國。所載史事與本文引用之〈中方鼎〉等器同。靜方鼎現藏於日本東京出光美術館。（圖片來源：中研院歷語研究所金文工作室製作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Digital Archives of Bronze Images and Inscriptions）」
昭王南征的動機為何？討伐的敵人是誰？
嚴格而論，依據傳世文獻記載，昭王南征的起因、敗因、敵人是誰，其實仍然無從得知。
不過，由於近年出土帶有銘文的青銅器，令我們能夠進一步認識昭王南征，以下將從幾件出土的青銅器為例說明。
根據〈甗〉銘文，昭王最初派遣中前往繁，為同年伐虎方做準備。南宮伐虎方取勝後，昭王才命令中安排南巡。〈中方鼎〉銘文內容則記載約莫同時的史事。〈中方鼎〉現已不存，僅有拓本流傳，據《博古圖錄》為宋代重和戊戌年（1118）於安陸（今湖北）孝感縣出土，當時共出方鼎 3、圓鼎 2、甗 1，其中兩件方鼎即中方鼎。（1） 此器屬於周昭王時期，銘文大意為昭王在命令南宮討伐反叛的荊方這年，昭王也命令中（人名）「先省南國貫行，藝王位」，中奉昭王之命視察南方的道路，建設昭王行宮，命人稟告昭王，並將這件事鑄在青銅器上。
昭王對於中下達巡視南國的命令還見於〈中甗〉、〈中觶〉。這揭示昭王南征時，同時對繁、曾、鄂有所布署，稍後更以曾、鄂兩國為根據地討伐「楚荊」（或稱荊方）。
值得注意的是，繁為西周時期「金道錫行」交通線上的重要節點，而古代中國南方盛產銅礦，如湖北大冶銅綠山，已證實為周代重要銅礦產地，此外長江沿線尚有江西瑞昌市銅嶺遺址、安徽銅陵銅官山及南陵等地產銅。因此，有理由判斷昭王南征很可能就是為控制銅礦。（2）
中方鼎〉銘文摹片。（資料來源：中央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
也有另一種意見認為，昭王南征不為銅礦，而為征服土地。
自周初武王克商、周公東征以降，周人兩次分封諸侯，將大部分的姬姓、姜姓之親族、功臣分封至今天的河南、山東地區，以加強對於殷墟故地、東夷的控制，雖有論功行賞的意味，主要仍藉此屏藩王室，封建秩序的穩定性是建立在周王室持續獲得土地的前提上。
從成王至昭王這段時間，周姬姓、姜姓之貴族必然繁衍甚眾，周王室一方面以宗法維持封建秩序，另一方面臣屬有功時，則以田土作為賞賜。不過，王室所掌握的田土終究有限，如果無法持續獲得新土地，周王僅能賞賜自己掌握的土田，如此一來，王室的力量就會逐漸削弱。
因此，藉由軍事征服獲取田土，有助於鞏固封建政治秩序。這兩種說法實際上並不互斥，昭王南征也很可能同時為了銅礦與田土而進行征伐。
昭王南征應自成周出發，以曾、鄂（今湖北孝感地區）為基地，再進伐荊方。銅器銘文裡面提及的中，應是在南征期間先於昭王抵達曾、鄂，籌備南征事宜。南征作戰的過程中發生重大轉折，周人先勝後敗。第一次南征應當取得一定成果，否則〈中甗〉銘文不會記載中因巡省南國有功而受周王賞賜。第二次周人則遭受沉重打擊，以致昭王南征不返。
傳世文獻對於昭王南征的動機、行軍路線、楚荊是誰等，隻字未提，以致於許多環節難以釐清。
首先，周人南征具體的進軍路線，究竟是從成周出發後，選擇哪一條路線進入南陽盆地。其次，周人所討伐的「楚荊」，究竟所指為何，有可能為春秋時代的楚國嗎？
昭王南征的區域的地理概況。（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青銅器暨地理資訊系統』。）
目前學界傾向認為，西周時期周人的影響力不出漢水，昭王南征，派遣大臣巡省南國，應是先至南陽盆地最南端，轉而東行隨棗走廊。由於前引傳世文獻提及昭王曾渡過漢水，在漢水一帶全軍覆沒，那麼周人是於何處越過漢水？
漢水發源於秦嶺南麓的沮水，自西北向東南流經南陽盆地、隨棗走廊西緣，在經大洪山最南端時，轉為西向東流，最後於今武漢、漢口附近注入長江。周人討伐的「楚荊」是位於隨棗走廊的西側還是南側？若在西側，則昭王勢必向西翻越大洪山，渡過漢水。若在南側，則昭王便是自隨棗走廊南下，渡過漢水。
假使是第一種情況，「楚荊」就可能與春秋時期的楚人有關。
理由在於，春秋早期楚武王、文王父子仍視漢東之隨（曾國）為勁敵，楚在春秋早期擊敗隨國前，勢力尚無法抵達漢水以東，換言之，春秋早期之楚就在漢水以西，楚人的起源地雖有爭議，眾說紛紜，目前丹淅說、枝江說的可能性較高為主流，但無論是哪一種說法，楚人皆在漢水以西。（3）
那麼文獻中的昭王南征所討伐的「楚荊」，即便不是楚人，也與楚關係密切。在此情況下，周人顯然是以曾、鄂為據點，擊敗隨州東南、溳水以東的敵人後，又折回隨州，再向西渡過漢水，討伐楚荊。顯然，昭王之死，楚人的祖先或遠親涉有重嫌。假使是第二種情況，昭王巡省南國，擊敗隨州東南、溳水以東的敵人後，繼續向南越過漢水，則楚荊的位置可能就在漢水下游地區。（4）
考慮到前述楚人及其起源之地望，及春秋時期的國際局勢，「楚荊」就不會是楚人。
「昭王南征不復」的餘波
隨著西周晚期王室動盪，周厲王為國人所逐，宣王中興不果，周人在南面及北面的軍事活動整體來說均不算成功，內部又政爭不斷。犬戎更在西周末年攻陷鎬京，王室東遷。春秋初年周王便已無力主持封建秩序，霸主代之而興，如鄭莊公、齊桓公。當時諸夏如鄭、齊、魯等國皆注意到楚逐漸強大，控制了江漢地區，開始威脅中原，作為霸主的齊桓公企圖動用諸侯之師，挫敗楚之銳氣。
由於齊、楚雙方都沒有十足把握戰勝對方，齊桓公帶領會盟的諸侯聯軍，與楚成王對峙，由於雙方均不願真的開戰火拼，便上了談判桌。談判當中「昭王南征不復」再次被提及。楚成王派使者向齊桓公說明立場，認為齊、楚風馬牛不相及，何以齊桓公來意不善，作為桓公代理人的管仲則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而不復」詰難楚使屈完。屈完則認為，若是對周室貢賦不周全，補上便是，但「昭王」這筆帳可不能算在楚人頭上，事情的真相可得管仲自個兒去問漢水之神。
換言之，《竹書紀年》所云昭王伐楚荊，春秋時代的楚人可是完全不認帳的。
最終，無論昭王是否因楚人而死，諸夏的霸主齊桓公仍然接受屈完的說辭，諸侯聯軍與楚師各讓一步，皆班師回國。幾百年前東亞大陸上最有權勢的人，也不過就是外交辭令中的談資，漢水之濱，那水依舊不捨晝夜的流著，就如同昭王溺死的那天。
（1） 當時出土不僅止於此六件，請參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頁296-298。
（2） 可見〈晉姜鼎〉、〈曾伯簠〉之銘文。
（3） 徐少華，〈楚都丹陽地望探索的回顧與思考〉，收入徐少華、晏昌貴編，《荊楚歷史地理與長江中游開發》，頁51-63。
（4） 尹弘兵，〈地理學與考古學視野下的昭王南征〉《歷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頁 4-21。
參考資料：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
徐少華、晏昌貴編，《荊楚歷史地理與長江中游開發》，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尹弘兵，〈地理學與考古學視野下的昭王南征〉，《歷史研究》1（北京，2015），頁4-21。
雷晉豪，〈征服與抵抗：周代南土的政治動態與文化轉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14。
本研究參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金文工作室製作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Digital Archives of Bronze Images and Inscriptions）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西周史上的一大難解之謎：「周昭王為何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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