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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偵探的歷史行腳》被視為台北城門戶的承恩門,為什麼會兩度險遭政府拆毀?

要談到承恩門的故事,就得先從台北建城的歷史開始說起。兩度險遭政府拆毀的台北城北門「承恩門」,到底歷經多少波折才全身而退成為現在的樣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知道為什麼台北城的北門會被取名為「承恩門」?讓本文為各位娓娓道來。

宋彥陞(時空偵探)

若是大家經常造訪台北車站一帶,或許曾在博愛路、忠孝西路與延平北路的交會處看到一座以紅磚與石條砌成的古樸城門。如果您平時有在關注文化資產的相關議題,可能知道這座城門名為「承恩門」,是清廷營造台北城時所興建的北城門。

位於博愛路、忠孝西路與延平北路交會處的承恩門。

不過,您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台北城的北門會被取名為承恩門?它的長相又為什麼與台北市現存的東門、南門與小南門大相逕庭呢?接下來,且讓筆者為各位朋友娓娓道來。

要談到承恩門的故事,我們就得先從台北建城的歷史開始說起。1875年,清廷受到「牡丹社事件」的刺激,決定採納欽差大臣沈葆楨的建議,在台北地區增設台北府,以此加強對於北台灣的控制力道。

關於要在哪裡興建台北府的官署與城垣,基於台北地區最為熱鬧的艋舺(今萬華區一帶)與大稻埕(今大同區西南)兩地可說是勢同水火,台北府知府陳星聚便以雙方之間的廣袤水田作為興築台北城的預定位址。如此一來,不只可以順利平息彼此的建城之爭,未來還能串連兩地的繁榮盛況,實可收一石二鳥之效。

話雖如此,由於缺乏收購土地與修築城池的經費,加上原為水田的土地過於鬆軟,陳星聚只好先在城牆的預定地一帶種植竹子以培土。到了1881年,福建巡撫岑毓英奉命巡視台灣,意外發現台北城的修築進度居然嚴重落後,便積極與官紳協商,促使台北城的築城工作終於在翌年正式動工。

岑毓英返回福建之後,修築台北城的工作交由台灣道劉璈負責主持。劉璈其人素信風水之說,認為城池需要有「靠山」才會吉利,便把原本朝向北方的台北城軸線轉向東北方的七星山,連帶增加了築城的花費。歷經這樣一番波折之後,以堅固城牆與護城河所圍繞的台北城總算在1884年順利宣告竣工。

若是從空中向下鳥瞰,台北城是當時極為少見的方形城池,並且在靠近艋舺、枋橋(今板橋)、錫口(今松山)等地的位置分別修築了五座城門。

其中,位於城池西北方的承恩門不僅是通往大稻埕地區的重要門戶,由於清廷官員來台北赴任時大多乘船自淡水河上溯至北門附近靠岸,再從北門進入台北城,是故,北門不僅在城外設有迎接官員的「接官亭」,更因為承接來自北京的「天恩」,遂被取名為承恩門

從這張照片可以清楚看到承恩門外面還有一座甕城,而甕城北方則是迎接清廷官員的接官亭。(圖片來源:Taipics.com,藍字部分為筆者加註。)

靠近淡水河的地理位置固然有利於官民利用水路往來府城,反過來說,若是敵人利用水運入侵,同樣可以迅速攻抵北門。

為了強化北門的防衛能力,清廷除了在北門外側建設方形的甕城與挖掘護城河之外,還採用了碉堡式的封閉設計,將北門的屋頂、牆面乃至於台座完全合為一體,並在木製城門上鑲以鐵皮,使其能夠承受現代火炮與攻城器具的猛烈衝擊。

基於北門擁有如此堅強的防衛力量,清廷官員便在北門的甕城上方製作刻有「巖疆鎖鑰」四字的石製門額,以此期許北門能夠發揮強大的扼守功能,拒敵於城門之外。

守城方常在城門外側另外修築甕城,並使甕城城門與主要城門刻意不置於同一條軸線上,以此迫使操作攻城器具的敵軍轉彎,藉以遲滯敵人的進攻速度。

就在台北城竣工的十年之後,清廷在甲午戰爭敗給了新興的強鄰日本。雙方和談的代價,則是清廷將台灣澎湖等地永久割讓。其後,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台灣民主國」成立,日本政府則派遣近衛師團來台武力接收。

隨著抗日戰事接連失利,民主國領袖唐景崧等人先後內渡中國,使得台北城頓時陷入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為了恢復城內的秩序,台北仕紳將希望寄託於日軍身上,推派商人辜顯榮作為代表,引導位於基隆的日軍朝向台北城進軍。

當日軍前鋒兵臨緊閉的北門前方,城內居民便從城上放下竹梯協助日軍進城。就這樣,日軍沒有花費太大的力氣,便迅速接管了看似固若金湯的台北城。更為諷刺的是,日本官員後來拆除北門甕城時,還將刻有「巖疆鎖鑰」四字的石材卸下,使其成為總督官邸(今台北賓館)的涼亭礎石。

這塊石製門額原本置於北門甕城,日治時期曾一度成為總督官邸的涼亭建材。戰後,這塊石材先是移至台北新公園,到了二十世紀末才總算移回北門圓環。

隨著在台灣的統治逐漸步上軌道,日本官員也開始在台北推動鐵道建設與都市計畫。起先,他們為了將原有的鐵道路線從通往大橋頭改為經由北門通往艋舺方向,便拆除了部分的台北城牆以利於火車通行。其後,日人為了推動都市計畫,公開宣布將要拆除台北城的剩餘城牆和所有城門。

對於台北的許多仕紳來說,由於他們曾經出資贊助台北城的修築,甚至隱然有相互競爭的心理,也因此,總督府拆除城門的政策竟然意外引起仕紳們的激烈反彈,迫使總督府選擇與之妥協。

除了已經拆毀的西門之外,包含北門在內的四座城門全部獲得保留。到了1935年,總督府又依據《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正式將北門等四座城門定為史蹟予以保護。

即便如此,政權的再次更迭使得承恩門又得重新面臨未知的命運與挑戰。1945年,國民政府以戰勝國之姿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的統治權。四年之後,台北便成為國府的「戰時首都」。

為了宣示中國主權的代表性與正當性,到了1960年代,國府除了動工興建北方宮殿式的中山博物院(即故宮)與國父紀念館等建築物之外,更以「整頓市容」為由,將台北市區的東門、南門與小南門三座城門也改建為北方風格的城樓建築。

與北門相似,東門原本也是擁有甕城的碉堡式城樓,卻在國府的改建下盡失原貌。

至於承恩門所在的忠孝西路一帶,由於台北市政府決定興建跨越鐵道路線、通過北門位址的北門高架橋以解決交通壅塞的問題,便打算直接拆除「擋路的」承恩門!幸好,在眾多學者與民眾的極力爭取之下,市府最後同意讓高架橋繞過北門。是故,好不容易救回來的承恩門便遭到北門高架橋與延平南路匝道雙雙包夾,使得城門結構受到橋身壓迫,難以一眼窺其全貌。

1983年,北門被內政部指定為第一級古蹟,它的悲情際遇也終於雨過天青。隨著華山至萬華段的鐵路完成地下化,用來解決交通問題所興建的高架匝道必要性也大為降低。1995年,纏繞著北門的延平南路匝道因為使用率偏低,由市府下令拆除,使得北門獲得了「網開一面」的難得機會。

拆除延平南路匝道後的北門樣貌,後方的高架橋即為北門高架橋。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北門所位處的「台北西區」逐漸成為市府亟欲翻轉的施政重點之一。2015年,市府宣布推動「西區門戶計畫」,試圖賦予舊城區一個嶄新的生命與意義。

其後,市府不只施工拆除了北門高架橋,更著手整頓北門周邊的交通動線,將北門打造為擁有寬廣綠地的廣場空間。至此,北門終於擺脫長達四十年的「緊箍咒」,得以恢復美麗的天際線。

令人喟嘆的是,為了成就這塊難得的北門廣場,承載著日治時期鐵道記憶與都更歷史的三井倉庫則是被迫移地重建,進而引發許多「文化恐怖份子」的強烈質疑與不滿。究竟三井倉庫這棟歷史建築又有著什麼樣的歷史故事與時代意義呢?且待筆者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

1. 莊展鵬主編,《臺北古城之旅》,臺北:遠流,1992。
2. 高傳棋編著,《穿越時空看台北:臺北建城120週年:古地圖 舊影像 文
獻 文物展》,臺北:臺北市文化局,2004。
3. 洪致文,《像我們這樣的文化恐怖份子:文化資產與城市記憶守護筆記》,
臺北:前衛,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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