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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指南》全面警惕中國因素的海外佈建:從東南亞到台灣

儘管台灣對於中國以經促政的操作方式早已司空見慣,但不代表人們會輕忽哪些是來自對岸的刻意操作,或者無法分辨中國因素的影響與滲透對國內社會的穩定將造成何種衝擊。相較於台灣社會的不安,中國政府推託責任不在我的竊喜之詞,更顯得諷刺。在中國因素與中國效應的醞釀下,滲透必然將持續存在,相較於鄰近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因素的全面警戒,台灣社會對於這種由政治指導原則糅和社會意識、經濟誘因與文化吸引合謀操作的新統戰,需要有更細膩的理解與更明確的因應。

楊昊/國立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近年來,隨著中國與東協關係的持續強化,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個別東協國家中,快速、普遍地出現種種新的中國因素(China factor)。它們有的以商貿投資計畫存在,有的化身為硬體的基礎建設,當然也開始出現各種特殊的代言人或代理人,藉著關心時事、遊說政商的方式,烘托中國因素成為與標的國國家發展、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密切相關的充要條件。

不可否認地,這些中國因素的在地化操作,多半透過由國家機器所肯認、授權與支持的經濟誘因,遊走於敏感的權力政治邊緣,具體修補或豐厚彼此關係。它的目的脫離不了強化中國對於標的國與當地社會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更對應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力推的中國與東協「命運共同體」主張。

是影響?還是滲透?

的確,「影響」與「滲透」大概是中國經略周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主要作法,這兩個概念實為一體兩面,不過在操作上卻有截然不同的意義。當然,對於「受到影響」或「被滲透」的國家與社會來說,觀感不同,反應的情緒也很不一樣。

「影響」一詞可能比較中性,想要施展影響力的一方,必然會使用各種手段及方式,試圖改變被影響一方的選擇。譬如,中國長期以來希望藉由海外華人與華商來加強影響力,作為橋接中國政府、企業與標的國政府與社會的重要關係人,方便進入當地社會。這的確是長期以來華人社會「經營關係」的思維邏輯與運作方式,凡事有「有了關係,就不成問題」。

相較之下,「滲透」一詞則帶有較多的負面意義,特別是外國勢力透過某些掮客或利害關係人靈活遊走於標的國的政經網絡中,試圖蒐集與傳遞訊息、開發或提供誘因、又或者是將特定的意識型態落利益,轉換成具有政治意圖的社會與經濟行動。當然,這也是「影響」的一種模式,只不過「滲透」比起「影響」更為強烈且直接,對於決策者、政策社群或者是民間社會的潛移默化,更不留痕跡,這不僅容易引起爭議,更會挑動「是否干預他國內政」的國際敏感神經。

中國因素的在地化操作,多半透過由國家機器所肯認、授權與支持的經濟誘因,遊走於敏感的權力政治邊緣,具體修補或豐厚彼此關係。它的目的脫離不了強化中國對於標的國與當地社會的影響力。(Bloomberg)

中國因素在東南亞:接受與抵抗的拉鋸

近幾年來,我們看見中國在東南亞國家不遺餘力地推動中國因素的在地化,而東南亞各國政府與人民也開始重新省思中國的角色、資源與在各種領域勢力操作。這些省思與1990年代各國面對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的疑慮不同,不再純粹地理解中國為軍事與安全的威脅者、或者是共產世界與意識型態的傳播者,而是開始思索中國因素的存在對於國家與在地社會而言究竟會造成何種改變。

舉例來說,菲律賓的艾奎諾政府自2013年起向常設仲裁庭提出中菲南海仲裁案,使得中國與菲律賓關係陷入冰點。但是,正當2016年的仲裁結果對菲國有利,新執政的杜特蒂政府卻沒有利用此一判決強勢對中施壓,反而轉向與北京盡釋前嫌。當然,中國也利用此一「戰略機遇」快速轉向,提供菲國發展所需資源,進一步支持國家發展計畫與基礎建設,以經濟的誘因來促進菲國對中的政治妥協。直到2017年的今天,南海問題顯然不再是馬尼拉面對北京的障礙。

不只在菲律賓,北京對於馬來西亞所投入的經濟資源與投資計畫,聚焦於東海岸鐵路與皇京港等百億美元的大型計畫,同時也深入馬國社會的多樣產業與地產開發。這些經濟資源的投入,一解執政黨在因應經濟動能不足與政局穩定所需的燃眉之急,預料這些開發計畫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也將轉換成馬國大選中執政黨能否賡續政權的重要政績。

這兩個例子似乎暗示部份東南亞國家或政府對於中國因素的正面解讀,以及接受北京以經促政的具體回應。啟人疑竇的是,菲律賓的民間社會對於中國的態度究竟有無改變?

中國以經濟的誘因來促進菲國對中的政治妥協。直到2017年的今天,南海問題顯然不再是馬尼拉面對北京的障礙。圖左為中國外長王毅,右為菲國外交部副部長 Manuel Teehankee。(AFP)

如果我們觀察菲國最具公信力的民調機構「社會氛圍觀察站」(Social Weather Station)近四年來針對中國與菲律賓關係的民意調查,可以發現在2013年菲律賓向常設仲裁庭提出南海仲裁案,特別是仲裁庭於同年7月召開第一次會議之後,菲律賓民眾對於中國的「信任淨值」(信任中國的比例減掉不信任中國的比例)大約維持在負15%至負46%之間,這代表了對中國的高度不信任。然而,杜特蒂上任後的戰略轉向,的確也提升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在2016年12月更首度呈現正9%的信任度。儘管如此,2017年第一季的調查結果再度下降到負4%。 同樣的,馬來西亞的民意也開始對於大量轉進國內的中國資金與經濟誘因有了質疑。非執政黨的政治菁英、非華裔社群以及國內的民間社會不僅對「一馬集團」(1MDB)旗下若干公司股權轉賣給中資企業對於馬國產業的衝擊,同時也對大馬城的發展爭議、以及皇京港的軍用疑雲等,產生更多的關注與憂慮。

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個案意味著並非每個想要爭取中國資源、對北京示好的東南亞國家,其社會與人民都會「自然地」對中國因素的在地影響與滲透感到放心。另一個例子是柬埔寨,柬國是東南亞區域內享有大量中國資源的國家,特別是國內有為數不少的水力發電廠係由中國國營企業投資興建,其中包括即將完工、佔柬國20%發電量的最大水電站。當然,水電站只是中國佈建柬埔寨的其中一項計畫,另外還有經濟特區、超過2,600公里的交通運輸網、電網、房地產、商場、觀光區以及甫動工的國家體育館等。這些在中、柬高層言談中被定位是來自「好鄰居、好兄弟、好朋友與好夥伴」的堅定支持,相對於那些深受中國投資計畫影響的在地村落的民怨悲歌與抗爭行動,尤其諷刺。

除了菲律賓、馬來西亞與柬埔寨的例子,前一陣子在新加坡發生的知名華裔教授被驅逐事件中,新加坡政府以「試圖影響當地輿論的外國代理人,參與損及新加坡國家利益的活動」的主張,驅逐了一位在國內重要大學任教的國際學者。不可諱言地,東南亞國家近期對外國勢力透過以經促政的影響與滲透,不僅戒慎恐懼,甚至有較以往更為強烈的回應。

柬國是東南亞區域內享有大量中國資源的國家,特別是國內有為數不少的水力發電廠係由中國國營企業投資興建。圖為由中國所捐贈予柬國的巴士。(AFP)

中國因素在台灣:一代一線的衝擊

當中國在東南亞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經濟誘因的無上限供給深入在地社會,厚植了北京對亞洲、東南亞各國、以及社會人民的無下限影響力與滲透力。相較之下,台灣所面臨到的挑戰則更為複雜,我們不只要面對「一帶一路」的外部擠壓,同時也得審慎看待「一代一線」對於國內社會的刻意擾動。

在台灣,中國因素的影響無處不在,無論是影響或者是滲透都脫離不了統戰的政治前題。隨著兩岸交流與互動往來的頻繁,中國因素在有清楚政治前題與官方指導原則下的系統性操作,更是前所未見。當然,這可能反映了北京在面對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對台統戰佈局的挫敗,進而在民進黨政府上台後大幅緊縮兩岸互動關係,形塑對台政策的新常態。

在台灣,中國因素的影響無處不在,無論是影響或者是滲透都脫離不了統戰的政治前題。圖為促統勢力在十月一日高調發起從台北車站前往二二八公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遊行活動。(EPA)

北京的對台政策新常態裡帶有「以退為進」的思維:「退」的是對於兩岸現狀的立場更趨於保守,「進」的則是更積極地深耕台灣年輕「一代」與基層「一線」,包括對台灣青年在中國就學與就業的便利措施及高薪誘因等,都是透過吸納與拉攏策略來擴大支持的具體作為。

儘管台灣對於中國以經促政的操作方式早已司空見慣,但這並不代表人們會輕忽哪些是來自對岸的刻意操作,或者無法分辨中國因素的影響與滲透對國內社會的穩定將造成何種衝擊。近日發生的台大場地租借事件所衍生的流血暴力衝突、促統勢力在十月一日高調發起從台北車站前往二二八公園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遊行活動、以及促統團體原訂規劃於國軍英雄館慶祝十一節慶等事件,都說明了中國因素對於台灣社會穩定的蓄意騷擾。

民主社會的尊重多元與兼容並蓄,不應成為台灣社會自我容許被統戰的原罪,也不該是台灣人民自我說服統戰無效的藉口。相較於台灣社會的不安,中國政府推託責任不在我的竊喜之詞,更顯得諷刺。這些事件在中國因素與中國效應的醞釀下,必然將持續存在,相較於鄰近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國因素的全面警戒,台灣社會對於這種由政治指導原則糅和社會意識、經濟誘因與文化吸引合謀操作的新統戰,需要有更細膩的理解與更明確的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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