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撰寫許多他在伊斯蘭世界的經歷，包括西亞、東南亞、印度等等，在台灣也有不少中譯本，例如本文將提到的《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聯經，2003年）。以諾貝爾的評比標準來說，奈波爾的文筆或許相當有水準，但讀者聚焦他的文筆之外，其實也需要注意他表達出了什麼樣的價值觀。

1979年的伊朗革命，誕生了一個外觀相當伊斯蘭的新政府，也因此走上反美之路，震撼國際社會。往後，美國對於伊朗報以各方面的制裁，也帶來國際輿論鋪天蓋地的批判。主流的報導與研究多賦予1979年之後的伊朗宗教色彩濃厚的一面，例如，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言論、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的成立、受到長袍與頭巾束縛的女性。這樣的伊朗，成為奈波爾在《超越信仰》筆下的對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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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伊朗革命，誕生了一個外觀相當伊斯蘭的新政府，也因此走上反美之路，震撼國際社會。（muftah.org/）

不過，奈波爾似乎只在意當下伊朗社會所表現出的面貌，而不在乎去理解是什麼因素形塑了伊朗現在的面貌，僅是撿選他所想要的部份作為寫書的素材。於是，他所接觸的人物，多半不認同革命之後的伊朗。行文之中總是可以看得出奈波爾以自我的價值觀做為比較，甚至以自己的想像概括他眼中的人事物。例如，奈波爾提到受訪者曾參與過革命運動，他提到一些原因，但又加了一句「也有一部份，儘管他自己沒說，來自他對宗教的支持」（237頁），然而，他同時也提到「革命的洪流顯然是由許多不同的思想和衝動匯集而成」（237頁），很明顯地奈波爾知道革命過程的多元性，但他仍刻意強調只有宗教才是讓人們凝聚起來的催化劑。

1979年革命後的伊朗，從汗牛充棟的報導與研究，甚至經歷過那些事情的人們而言，當下必然有相當肅殺的社會氣氛，甚至往後20多年的伊朗都難以讓主流國際社會接受。只是，1979年是個特殊的情況，無論人們同不同意那場革命，事件終究是爆發了，對其原因與結果實在不需要多做批判，因為有人不滿，也肯定有很多人非常認同。對於伊朗革命，要以多元的角度來觀查，像是推倒巴勒維（Pahlavi）政府的是多元力量，其中有左派勢力、有推廣人權的組織、有知識份子、有曾經遭巴勒維打壓的政黨，宗教只是眾多力量的其中一環，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宗教凝聚了伊朗民眾。有許多伊朗人提到1979年的革命，認為那是左派勢力的功勞，眾所皆知的何梅尼反而只是個「收割派」，奪取眾人致力於革命的成果。固然何梅尼在60年代曾因反對巴勒維而遭到驅逐出境，但近15年在伊朗銷聲匿跡，又有多少人知道這個人是誰、做了什麼事情？在奈波爾的描述中其實也提到，1978年之前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何梅尼是誰（261頁）。

1979年是個特殊的情況，無論人們同不同意那場革命，對其原因與結果實在不需要多做批判，因為有人不滿，也肯定有很多人非常認同。（www.thestar.com/）

就算何梅尼等宗教勢力終究掌握了這個國家，奈波爾卻沒有考慮到，無論再怎麼樣的變化，伊朗一直以來都是伊斯蘭國家，無論其立場是反美或親美、國家領導人是軍人或宗教人士，伊朗所呈現出的伊斯蘭在不同政府之下面貌不同，但本質卻是一致，沒有好與壞的差別。在奈波爾的描述中，伊朗或伊斯蘭社會一再呈現「怪異」的形象。例如，他認為「回教（伊斯蘭教）講求服從」（218頁），但沒有說明為什麼；「你看到這些婦女，只會想到服從的原則」（293頁）；甚至他說「女性服務生穿著她那套和尚似的外衣，臀浪滾滾，動作放肆。」（234頁）令人不禁想問，貴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奈波爾，你的眼睛到底在看哪裡？奈波爾對於1979年伊朗社會的關懷為何如此著重在女性穿著以及身體？

再者，奈波爾提到他在伊朗的受訪者，總是「將一切事物談得十分抽象」（303頁），或者表現出不悅的態度（305頁）。但是，奈波爾卻沒有懷疑過是不是自己的問題深度不夠或不具意涵，才讓受訪人的回答「十分抽象」，又或者是不是自己的問題過於尖銳，才讓人不悅。

奈波爾對於1979年伊朗社會的關懷卻只著重在女性穿著以及身體。（EPA）

從奈波爾對於1979年革命後伊朗的描述中，讀者可以很容易看出來他對於伊朗態度十分否定。這也如已故學者薩依德（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奈波爾所呈現的是伊斯蘭世界僵化的形象。儘管奈波爾走訪各地，足跡所至看似對於不同地區的不同面貌都有鉅細靡遺地描寫，但他的文字似乎並不因此較為公允。單單看奈波爾的描述，很容易讓讀者陷入單一的價值觀之中。奈波爾不見得有多大的影響力，但諾貝爾獎的光環卻可以讓他不管寫什麼都會受到肯定。

諾貝爾獎固然是國際間令人尊崇的獎項，但總是標榜主流的西方價值觀卻是事實。除了個人專業外，要站在西方同一邊，才能得到青睞。如果今日有個作家的作品讚揚1979年之後的伊朗而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或許才能凸顯這個獎項的崇高與公平性。

另外，中譯本中還有個翻譯用詞的問題。自193頁起書中一再提到伊朗的「沙皇」，一時之間令人困擾。其實原文應該是Shah，簡單來說就是「國王」的意思。有些翻譯用「沙阿」或是「沙赫」，屬於音譯，尚可以接受，可是本書譯者將伊朗的Shah譯成「沙皇」，反而會讓人誤解為1917年以前的俄國皇帝「沙皇」（Tsar）。

儘管本文只談奈波爾筆下的伊朗，但卻可藉此看見他對於伊斯蘭世界抱持什麼樣的觀念與想法。也許奈波爾的諾貝爾文學獎桂冠，可能不見得是因為文筆夠好，而是他筆下所呈現的伊朗或伊斯蘭意象符合了當代主流價值觀。讓本書充其量就只是本「奈波爾歷險記」，或是一般記者做的表象報導，讓《超越信仰》一書成為為特定價值觀宣傳的管道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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