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霖
台灣人口出生率為世界最低國家之一，沉重的育兒成本是許多家庭選擇不生育的重要因素，而幼兒教育過度市場化，是台灣家長負擔不起育兒成本的重要因素。因此，欲扭轉少子化危機，減輕家庭的幼教支出，提高幼教公共化程度，是政府應為的政策方向。
提高幼教公共化程度，應從增加公立幼兒園的數量著手。
然而行政院在《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規劃》中，有關「提升公共化幼兒園比例」項目，卻是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為策略；甚又規劃「引導營利機構興辦非營利幼兒園」。原本應由政府直接承擔的幼教公共化責任，卻透過「非營利幼兒園」這個新潮的概念，將責任推卸給公益團體或企業，令人質疑政府是否真有提升幼教公共化的決心。
提高幼教公共化程度，應從增加公立幼兒園的數量著手。（記者何玉華攝）
蔡英文政府大力推廣非營利幼兒園，事實上是對這個政策模式的誤用，亦或刻意巧立名目以推卸責任。所謂非營利幼兒園，是由政府提供部分教育資源，非營利組織在相關法規下承辦幼兒園。這個政策模式的義理背景即是著名的「第三條路」，來自於1980年代西北歐福利國家因公共福利過度擴張，因此讓各類非營利部門加入福利國家的福利供應體系。這個模式假設非營利組織可彌補政府效能不彰，又可避免營利部門過度追求利潤的問題。
不過，第三條路的政策邏輯有其前提。
其一，福利過度支出而導致公共部門龐大僵化、缺乏彈性，因此轉由較具彈性及效率的非營利組織承辦。然而，台灣在幼兒教育的供應上，公立僅佔三成，其餘七成為私立，關鍵問題在於公立的數量太少，和福利部門過度龐大的問題恰好相反。而且台灣的公幼教學效能佳，與當時歐洲福利國家的福利供應效能低落，需尋求非營利部門的協助的情況不同。
再者，第三條路模式也必須要有充分的社會條件，包含數量龐大且專業的非營利團體，以及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足以扮演福利供應的角色。台灣發展非營利幼兒園，目前最主要的挑戰在於責信問題：如何避免假公濟私、掛羊賣狗肉，台灣尚待公民社會條件成熟，才足以使得非營利幼兒園真正具備「公共性」。何況民進黨政府還打算直接開放營利部門承辦非營利幼兒園，完全是請鬼拿藥單。
筆者相信以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展進程，未來非營利幼兒園勢必具有很高的潛力，但在台灣的社會條件尚未充分之前，政府不應太過依靠非營利組織承擔幼教的重責大任。呼籲民進黨政府應回歸基本，要捨得撥編預算增加公立幼兒園的數量，這才是踏實的幼教公共化政策之道。
（台聯政策部主任、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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