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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臺灣疑案事件簿:臺南廳前猝死事件

「臺灣小品疑案事件簿」只是房間角落一本破舊的記事本,裡頭貼滿一則則不起眼的疑案剪報。然而記事本主人就像名偵探,透過密密麻麻的筆記,想要挖掘這些疑案背後所蘊藏的可能性;利用歷史學的背景,嘗試揭開隱藏於暗處的兇手真面目。

張哲翰

史學界有這樣一個說法:一位史學家就像是一個警探,拼湊著一些當前能見到的供證,推定一連串不復存在的往事,最終斷案、結案。只是身為史學研究者,往往是「X組長眉頭一皺,案情並不單純」,「真相永遠不只一個」。

沒錯,歷史學的真相並不只是唯一,因此歷史學家多以為歷史研究的工作要比警探的工作更為艱辛,不僅常遇到供證不明確、不豐富的情況,甚至時隔百年、千年,證據早已不存在,若能夠推論到一定程度就功德圓滿了。

但我們又何嘗不想當一個帥氣的「毛利小五郎」(誤),解決一個個謎點重重的命案?是的,就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偵探。

「臺灣小品疑案事件簿」只是房間角落一本破舊的記事本,裡頭貼滿一則則不起眼的疑案剪報。然而記事本主人就像名偵探,透過密密麻麻的筆記,想要挖掘這些疑案背後所蘊藏的可能性;利用歷史學的背景,嘗試揭開隱藏於暗處的兇手真面目。

案起

翻開過去的報紙,疑雲重重的命案,已是尋常事。昭和 14 年(1939)7 月 17日月曜日(星期一)《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的小角落,就有一個篇幅簡單、標題竦動,描述著一件引起各方爭議的案件「変死者の人騒がせ」(引發騷動的變死者)。

〈変死者の人騒がせ〉,《臺灣日日新報》,1939.07.17,第 5 版。

死者楊金智是本島人(42 歲,臺灣人),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所屬臺南車路墘製糖所的社員,於 14 日晚間 7 點,突然重摔在臺南州廳前的兒玉公園,公事包內的東西散落一地,引起來往民眾的圍觀,雖然楊金智立刻被人力車送往最近的榎本醫院,可惜路途中已經斷氣。榎本醫院判定死因不明。

一時間流言四起,死者可能遭到毒殺、可能自殺,在盛夏季節中反而陰風陣陣,透著詭異的氛圍。臺南警察署隨即改請臺南回生醫院診斷,改判死者死於腦溢血。

本案至此終結?

不,雖然在當時已經結案,卻仍留下諸多未解的疑點:

1.死者為何出現在兒玉公園?有人找他去?如何去?
2.臺南警察署為何改請回生醫院診斷,即可改判死者死因?
3.死者突然暴斃於大街上,就是因為腦溢血?造成腦溢血的原因又是什麼?

報導中不曾提過任何隻字片語,背後勢必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祕密,需要被逐一破解。

推案一:案發地點

案發地點將是本案的關鍵。

兒玉公園,即是大正 5 年(1916)正名的臺南大正公園、如今的湯德章公園,由於在明治 40 年(1907)從防火空地豎立起「兒玉壽像」,老臺南人習慣稱為「兒玉壽像園」。

大正公園的發展就如同日治時期其他典型的公園,會以重要政治人物銅像為公園的核心(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公園會成為城市的中心,甚至在重要機關的前方;四周的道路會以此向外呈現放射狀,又在橫縱之間交織成整齊的棋盤狀。

如此將傳統漢人的居住區重新規劃的施政,即是日本統治者推動的「市區改正計畫」。

市區改正計畫中的公園,內部往往存在著許多現代化設施,有點亮路燈的供電系統、演說用的演講台、音樂發表的舞台、傳播資訊的廣播系統等;同時,也具有可以放鬆、欣賞的元素,例如鬱鬱蔥蔥的綠地、植披,或是西式風格的噴水池。公園外部則圍繞著諸多重要的機構建築,例如行政運作的州廳、展示日本統治成就的博物館、尋常民眾所敬畏的警察署等。

以兒玉壽像為中心的大正公園位於臺南州廳前,向外擴散出 7 條道路,從12 點鐘方向逆時針算來是花園町(今公園路)、錦町(今民生路)、末廣町(今中正路)、幸町(今南門路)、開山町(今開山路)、清水町(今青年路)、大正町(今中山路)。

以大正公園為核心,幅射出七條道路。《臺南市內地圖(1940)》。【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7/02/17瀏覽)。】

公園內,有具西洋風格曲線的路燈、枝繁葉茂的樹林、青蔥的綠草地,並規劃清晰的路線通往中心的塑像。

秋本好春,〈大正公園〉,《臺灣美術展覽會圖錄》,第 6 回。【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美術展覽會作品資料庫》,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2/a9/58.html(2017/02/16瀏覽)。】

至於公園外,圍繞著臺南州廳(今臺灣文學館)、警察署(未來臺南近現代美術館)、教育博物館(今南門路近圓環路段)、赤崁ホテル(Hotel,今大億旅行社位置)、觀測所、勸業銀行(今臺灣土地銀行)、孔廟等,包括著重要的政府機關、私人經營的服務業與漢人的信仰中心。

大正公園周圍繞著諸多重要的機構建築。《臺南市街略圖》。【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7/02/17瀏覽)。】

隨著總督府將計時觀念與星期制度引進臺灣,臺灣人被清楚劃分出上工與下工的分別,下班之後的時間則被灌輸為休閒時間,逛公園成為一種經濟的選項;同時具有政治意涵的塑像、現代化設施、政府機構、博物館發揮起作用,讓逛公園的民眾成為公權力展現的受體,民眾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日本統治=進步性」的宣傳。甚至在空間上,明治 41 年(1908)西部縱貫鐵路的通車,加速臺灣人對休閒娛樂的追求。

換句話說,逛公園是包裝成休閒娛樂的政治宣傳,公園就同時具有休閒空間與公權力展示場域的性質。

死者生前前往大正公園,暫且不論他的目的是要回家或另有打算,就報導描述他來回行走於公園中,可以推測他就算路經大正公園,也要撥時間從事「逛公園」的活動,同時成為臺南州廳公權力宣傳的受體。那麼,他的死與這樣的行為不無關係。

推案二:案發時間

日治時期,臺灣人一天的生活不再只是隨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計時的概念使得水螺的鳴笛聲成為生活型態轉換的象徵,簡單來說,聞笛聲就代表著上班或下班的轉換。

就一個製糖所的員工來看,農場農夫較為規律,夏季 5:30 上工,18:30 下工、冬季 6:30 上工,17:30 下工;製糖工人則因為甘蔗採收後糖分的流失,分秒必爭,多有加班工作的情況,大致早上 6 點到晚上 6 點,或是晚上 6 點到早上 6 點。

根據報導,案發時間為金曜日(星期五)晚間 7 點左右,加上死者為製糖所社員,死前手中還提著公事包,死者極有可能是晚間 6 點下工,並在聽到下班號之後離開製糖所,便直接往大正公園方向出發。

車路墘製糖所,就是今日的仁德糖廠、仁德十鼓文化園區。從車路墘製糖所到大正公園,依據日治時期 1930 年代以後可行的路線,最短要 7.5 公里,大致上沿著高雄縱貫道路(今大同路),接上開山町三丁目一路到一丁目(今開山路),這才會到達大正公園。

這樣的路程並不算遠,卻也並不是容易事。

前往大正公園的路線,大致上從高雄縱貫道路,接開山町三丁目到一丁目。《臺南市區改正圖(1929)》。筆者另加註路名與路線。【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7/02/17瀏覽)。

報導中,死者倒下的時間約略為 7 點。但據圍觀民眾表示,死者倒下前曾來回行走於大正公園內。要引起目擊者注意到他散步於公園的行為,勢必已經在公園內待過一段時間。由此推斷,死者在 6 點下班後,至少要在 7 點前 10 到 15 分鐘到達。

推案三:案發過程─交通工具

1930 年代的臺灣,街道上普遍可見人力車、腳踏車、公共汽車、私人汽車等代步工具,交通繁忙,當時稱此現象為「速度時代的來臨」。死者到達大正公園的方式有許多選擇:

1. 身為一個薪水不多的製糖所員工,可能會選擇步行,但需要花費的時間大約為 1 小時又 40 分鐘,並不符合死者路程的時間花費,因此可以排除步行這項選擇。

2. 人力車雖然是日治初期已經普遍使用的代步方式,但多為中上層人士乘坐,並且在市中心等熱鬧的地區才容易見到,也可先行排除。

3. 騎腳踏車在大正 8 年(1919)已經是常見的現象,不論內地人或本島人大多以腳踏車往返工廠與家中。一台腳踏車的價格自 50 至 70、80 圓不等,是一般民眾還能支付得起的消費品,但腳踏車的時間花費約為步行的 3/5,需要將近 1 小時才會到達,因此選擇的可能性較低。

4. 私人的「自動車」(汽車)是富有人家擁有的階級消費品;對一般大眾而言可以選擇公共汽車,票價隨著距離有所不同,大概從2. 5 圓到 6 圓不等,花費時間約為 15 分鐘左右,加上等車的時間仍可以在 40 到 45 分鐘內到達大正公園,是最有可能的選項。

以死者可能選擇搭乘公共汽車來看,他願意支付交通費往返於製糖所與市區之間,推斷他的月薪不只足夠支持家中開支,甚至得以另外打算。至於死者如何使用他的餘錢,將與他的身分、生活方式有著更為密切的關係,更是明白案情的關鍵之處。

推案四:案發經過─回生醫院

進行還原現場之前,必須先釐清白金町的回生醫院如何能夠斷定死者的死因,並推翻榎本醫院的判斷。

榎本醫院,由榎本茂醫生在昭和 14 年(1939)開業於錦町一丁目 14 號。榎本茂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是當時臺灣醫學人才培育的重要機構。他在大正 13 年(1924)畢業後,於台北、新竹、嘉義、虎尾等地都曾職業過,最終診所落腳於錦町一丁目 14 號的自宅,即是今日的民生路一段、忠義路與湯德章公園之間。

回生醫院則是兩位本島醫生共同創辦,分別是黃國棟與王受祿。

黃國棟與王受祿都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就是臺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前身,換句話說黃、王二人就是榎本茂的大學長。黃國棟在大正 4 年(1915)4 月畢業後隨即進入臺南醫院內科擔任醫官補,而王受祿則是早黃國棟先於明治 45 年(1912)三月畢業,也同樣進入臺南醫院,成為外科醫官補。

臺灣新民報社編,〈王受祿〉,《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36。

由於兩人為學長、弟關係,又分屬內、外科,因此於大正 6 年(1917)從臺南醫院辭職,共同開設回生醫院於白金町四丁目 17 號(今忠義路二段,成功路與民族路之間,靠近民族路段)施仁術於臺南鄉親。

大正 13 年(1924),王受祿獨自前往德國フライブルグ大學(弗萊堡大學)留學,翌年便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與杜聰明是日治時期臺灣史上唯二擁有醫學博士學位的醫師;大正 14 年(1925),黃國棟前往東京日本醫科大學取得日本醫學士學位。

兩人取得學位後,也都回到回生醫院繼續為民服務。可以說,回生醫院囊括了臺南一帶內、外科的權威。

臺灣新民報社編,〈黃國棟〉,《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57。

黃國棟於昭和 5 年(1930),在回生醫院附近開設六安醫院,專門醫治內科與小兒科的病人,被稱為「東漢神醫仲景再世」。

相較於此,王受祿的生平經歷似乎表現得較為豐富,他曾經投入於臺灣的社會運動,是臺灣文化協會臺南支會要角、臺灣民眾黨中央常任委員。

可以說王受祿在臺南地方除醫術高明受到認同外,也是社會的領導階層,與案發當時醫院開設不久(1939)的榎本茂相比,王受祿更為經驗老道,受人尊敬。

六安醫院是一棟三層樓洋房,兼有病室一座,因應急患病人住院所需。【圖片來源:柯萬榮編著,〈黃國棟〉,《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頁46。】

即便如此,警察署為何要將判斷死因的工作交給民間的醫院?

日治時期的臺灣並非沒有法醫制度,但在中日戰爭爆發後(1937),大量警察署的警察醫被徵調為軍醫,隨軍隊派駐於中國戰場,台籍醫生便成為臨時的法醫。(1)也因此,死者由台籍醫生王受祿診斷,以其聲望自然受人信任。

推案五:殺人方法

姑且相信 46 歲、杏林資歷 27 年的王受祿診斷無誤,死者楊金智確實死於腦溢血。進一步,需要瞭解是誰漸漸將他逼入絕境。先從楊金智在製糖所內的身分地位下手,瞭解他的生活情況。

製糖所的人事組織:所長一人負責製糖株式會社上級交辦的工作,其下有管理工廠各方面的係長(或係主任)數位,再者有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數位,以上都是由日本人所擔任,臺灣人多是勞力付出的農民、勞工,只有少數擁有專業技能者才能擔任社員,即是技師、技手或管理人員等正式員工。

月薪待遇的差別也是職級差距的象徵之一,不只是日台的差別,在臺灣人之間也存在著距離。以製糖工來說,平均月薪約為 31 圓;正式社員,以 1940 年的辜振甫任日糖本社事務員為例,月薪就有 75 圓,是製糖工人的 2.5 倍。根據大正 12 年(1922)的統計,臺南市 16621 戶一年的生活開銷平均約為 476.4 圓,也就是每月 39.7 圓,可見台籍社員與勞工之間的差距,正好是平均生活以上與以下的差別。(2)

再根據明治 42 年(1909)1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調查,上流社會的臺灣人開銷龐大,生活費是下層社會開銷的 25 倍,他們的花費並非提高生活的品質,而是投入阿片的吸食與大魚大肉的宴客中。可見得臺灣人社會階級提升的同時,極可能造成更為明顯的優越感。

這樣的優越感可以表現在飲食上。

台式的飲食,庶民多是簡單的家常菜、小吃,料理方式以水煮、炒為主,減少昂貴的油脂使用,唯有喜慶時才見有肉類的食取;上層社會從自家宅園的辦桌到酒樓的宴會酒席,不僅寄情於酒食,更藉此重新建構身分與名望。

臺灣宴席料理無法避免的是油、鹹與調味,美味度雖然增加,卻也增加了人工的精雕細琢,「口味偏重」總是來台日人對於臺灣料理的評價;日本人每餐基本上是味噌湯或其他湯品、魚肉與豆類、醃漬物以及白飯。與此相比,臺灣料理極有可能就是引發楊金智腦溢血的長期殺手。

優越感表現在工作內容上。所謂製糖所社員可能是技術人員如技師、技手,管理人員如資深的工員、事務員等,不論何者都已經脫離勞動,減少勞力的付出,卻反而容易造成過度飲食的脂類堆積,成為身體中不定時的炸彈。

當職級的上升也代表著職責的增加,社員必須同時面對上級交辦任務,以及接受來自下級的不滿情緒,雙方面的壓力。製糖所台籍社員楊金智極有可能就是在此種情況下,成為「腦溢血」的病下亡魂,享年 42 歲。

結案:兇手推斷

從殺人方式來判斷,楊金智會發生腦溢血,自己必須負起部分的責任,但是楊金智真有選擇嗎?隨著臺灣總督府引進星期制與時間觀念,臺灣人的生活節奏必須循著日本人所訂定的規則走,定時的上工、定時的下工、定時的廣播、定時的鳴笛、定時的班表、定時的休閒時間,彷彿生活中的一切都在當局的掌握之中,也包括每一個人的休閒娛樂。

當公園成為最為經濟實惠的休閒場所,同時也是當局展示公權力、現代性的公共空間,散步或路經其中的臺灣人自然而然成為受體,逐漸營造出「日本統治=進步性」的觀念,生活得像一個日本人,成為許多臺灣人追募的對象。

雖然臺灣人一整天的時間被制度精細的劃分,但許多人忙碌終日的結果,卻仍然生活於平均水準之下,勞工必須加時工作、農家必須忙完工廠忙家中田事,擁有休閒娛樂成為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最大的不同。

在臺日本人受到臺灣人的追募,臺灣菁英的生活又優越於下層社會生活,臺灣階級結構因而產生,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在這樣的結構下運作:吃得飽後追求吃得好,吃得好後追求吃得精緻;私人汽車要優於大眾運輸工具,大眾運輸工具要優於腳踏車,最差還有步行……

身分地位與生活方式被強烈地印上等號,讓掙脫前一階級的楊金智不自覺得必須在下一階級中盲目地追尋「更好的生活」。不管情願或者不情願,生存於此種社會結構下的楊金智,似乎也做出了最終的選擇。

現場還原

昭和 14 年(1939)7月 14 日金曜日,盛夏,晚間 6 點,車路墘製糖所社員楊金智方才因為臺灣員工績效不佳而受所長訓斥,他帶著一臉不悅準時收拾完公事包,就如同許多員工一樣,下班號響起的當下離開製糖所。

出了大門的楊金智,走到大路上,順利搭上 6 點 20 分開往臺南州廳的公共汽車。車上位置不多,稍微擁擠,但仍是坐到靠窗的座位,只是一路的景緻甚是無聊,就是一整片青蔥般的蔗田。

〈新購入の自動車〉,《臺灣日日新報》,1919.06.28,第 7 版。

不久臺南市第一公學校映入眼簾,緊接著開山神社就在前方,代表這班車已經進城,臺南州廳與大正公園將要到達。

開山神社與臺南師範學校之間的第一公學校,是進入開山町最重要標的。《臺南市內地圖(1940)》。【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南市百年歷史地圖》,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ainan.aspx(2017/02/17瀏覽)。】

一下車,楊金智先是一陣頭暈,想是前幾日在醉仙閣的酒還未退造成的,不想多想,便開始端倪起公園四周的建築模樣。這是楊金智注意到日本人逛公園的方式,他便有樣學樣。

尤其在教育博物館前停留一陣,博物館內展示的各種展品,使得他想起多年前台北一遊,見識到總督府的威嚴壯闊,那樣的屹立不搖不就是當局經營臺灣努力的成果,不禁格外感動,久久不能自我。

一回神,楊金智感到半邊身體的痠麻,沒想到感動的作用力如此之大,甚至開始站不穩、走不穩。忽然他發現手不僅無法舉起,手中的公事包也握不住了。

楊金智未停下蹣跚的腳步,他努力朝向最近的榎本醫院走去,但他到不了。眼前一黑,他便如同爛泥般重重摔倒在地,什麼都再也看不到,唯一閃過腦海的只剩總督府的模樣。

是的,楊金智死前可能仍停留在為總督府現代化建設而感動,但他到死都不會知道,他所經歷的一切,包括他的死亡,都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社會的結構之中,像是空氣般涵蓋他生活的各個層面,卻又渾然不覺。

「臺南廳前猝死事件」本案終結。

參考資料

1.許冠三,《史學與史學方法》,九龍:自由出版社,1958。

2.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社,1998。

3.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357-397。

4.林怡芳,〈日治時代蒜頭製糖所職住型聚落的生活方式〉,《地理研究》第46期(2007.05),頁1-22。

5.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第15卷第3期(2008.09),頁139-186。

6.陳靜寬,〈日治時期公園的設施與都市發展:以臺中公園為例〉,《歷史臺灣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創刊號(2010.10),頁1-30。

7.曾品滄,〈從花廳到酒樓:清末至日治初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形成與擴展(1895-1911)〉,《中國飲食文化》第7卷第1期(2011.01),頁89-142。

8.黃文榮,〈日治時代大日本製糖臺灣工場的人事組織初探〉,《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2013.12),頁127-166。

9.黃采瑩,《日治時期1895-1945城市公園圖像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2009。

10.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11.柯萬榮編著,《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1931。

12.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

13.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14.《臺灣日日新報》

(1) 根據訪問,葉昭渠回憶自己原本是總督府立高雄病院小兒科醫生,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大批警察機關的警察醫被徵調為軍醫,便被派為高雄州警察醫。參見綠杏社,〈臺灣法醫學先輩葉昭渠〉,《綠杏》第30期(1978.11),頁21-22。

(2) 臺南市居民的平均月生活開銷,由《臺灣日日新報》統計不同花費層級與戶數平均算出。參見〈臺南市の生活費調べ(一年間の)〉,《臺灣日日新報》,1922.06.07,第 7 版。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臺灣疑案事件簿:臺南廳前猝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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