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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電影夢》吳天明:昨天我還年輕

30年前的照片,30年前的東京,30年的往事。30年後,老友已然仙逝,我要來傳承他的光與熱。

藍祖蔚

吳天明(前排,由右邊數來第二位)

嗩吶,是吹給自已聽的!   吳天明─《百鳥朝鳳》

吳天明,一個台灣影迷陌生的名字。

吳天明,一個中國影壇寂寞的雕像。

這輩子,我只見過吳天明四次,我在他最意氣風發的顛峰遇見他,也在他最落寞蕭頹的時刻見露他。他的境遇起伏,見證著1980年代中國電影的浮沈。

頭一回是在1987年的第二屆東京影展上。吳天明是西安電影廠廠長,帶著他執導的《老井》參加國際競賽,另外,新導演吳子牛執導的《最後一個冬日》參加青年電影競賽,在國際影人雲集的開幕酒會上,看見了語言相通的中國影人,有種似近實遠,不知如何親近的疏離感,但是基於採訪必要,我還是上前遞上名片,進行採訪。

那時,台灣看不到中國電影,想研究中國電影,你得朝日本和香港跑。那時,只要得知香港或東京有中國電影節的活動,我都會自掏腰包飛去東京和香港做功課。如今真有第一線導演立在眼前,怎能錯過?

問題在台灣的戒嚴令。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才剛宣佈解除了台灣戒嚴令,在那之前,導演或演員跑到中國去拍戲,就被視為附匪藝人,前途無亮。即使解嚴了,那年初秋,台灣仍不准人民前往中國探親,亦沒開放前往中國採訪或拍片。採訪吳天明的時候,還得左顧右盼,怕被捉耙子釘上,向警備總部打小報告,回台灣就麻煩了。我更擔心的是,就算把聊天文字寫成文章,心態還沒解嚴的台灣媒體能見刊嗎?

那一回的東京影展,有十多位台灣影人前往觀摩,並沒有作品參賽,於是台港記者張光斗、周菊子、焦雄屏和我,幾乎不時就圍著吳天明等人轉,天南地北瞎聊,在老東京張光斗的安排下,幾度與吳天明等人把酒言歡。那一夜,聽見吳子牛以「頭兒」稱呼吳天明,悄悄告訴我們吳天明在西安呼風喚雨的本事,就有如小小的「西安王」,吳天明對我們總以「兄弟」相稱,聽著用犀利言詞消遣著高幹,細述著他少年時分,如何從爸爸口袋裏偷錢,只為了要去看電影的往事,聽到他每天騎著單車在西安穿梭來去串門子逐夢,以及仗著「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優勢,敢與高幹們鬥法的往事......他很會說故事,兩三下就把我們拉成了同夥,尤其是,不管身處哪個年代,聽見或撞見敢於對抗政治的藝術家,我都由衷敬佩,渾然不覺抵抗是要用一輩子來面對的。

那一天,吳天明執導的《老井》首映後,一位上了年紀的台灣影評人沉著臉走出會場,悄聲告訴我:電影中的男女主角張藝謀和呂麗萍困在井底,生死難料的情境下,有了肌膚之親,根本犯了世俗大忌,那口井還能用嗎?井水還能喝嗎?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意識形態取代了美學品味的「影評」偏見。

不過,以美國影星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為首的評審團顯然沒理會這些雜音,窮山惡水下的人性光輝與生命靭度才是《老井》的核心,才是吳天明一貫最愛的主題,他們先把最佳男主角獎頒給了張藝謀,由吳天明上台代領,沒多久,《老井》又拿下了最佳影片金麒麟獎,他轉手把演員獎座交給了女主角呂麗萍,再抱起沈甸甸的金麒麟獎發表感言,還不忘提到了在台下忙著拍照採訪,也忙著大聲鼓掌的台港記者。

華人有喜,「兄弟」齊拍手,那時候的我一度這樣相信,直到第二年的坎城影展,才領略到政治現實。

東京影展大獲全勝,讓吳天明取得更多資源,1988年,他率團遠赴柏林,張藝謀執導的《紅高粱》拿下了柏林影展的最佳影片金熊獎,這群西安電影人當時意氣風發地以「秦國人」自居,靠著東方美學橫掃歐美,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就在那年五月,我在法國坎城影展再度見到了吳天明,這回他力捧陳凱歌,要以《孩子王》問鼎金棕櫚獎。

那一年的坎城,台灣影人沒有缺席,侯孝賢的《尼羅河女兒》入選「導演雙週」單元,俠女徐楓創設的湯臣公司也到坎城市場展設攤,坎城會場因而升起中華民國國旗,我和徐楓海外見國旗,好生開心,迫不及待站在旗下合影。然而,第二天,旗桿空了,旗不見了。顯然,政治干預了藝術。

我找到了吳天明,向他抗議:「不是說是兄弟嗎?怎麼如此傾軋?排擠我們?」吳明苦著臉告訴我:「兄弟,不是我,是馬賽總領事。」西安王管不了外交官,不管他再怎麼解釋,我很難聽得進,臭著臉離開。兄弟遠了。

那一年,《孩子王》沒有得獎,只得了一個極盡嘲謔能事的金鬧鐘獎,因為老外嫌陳凱歌的電影太悶了,我也沒挺住,《孩子王》的首映會上,看著看著,同樣人也暈睡了過去。

第三回,1990年香港。

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吳天明暫時沒能回到中國,人窩在九龍的一家小飯店的小房間裡,探聽消息,等待機會。

再相逢,雖然笑聲依舊爽朗,人卻快樂不起來。他遞了幾個案子給我看,其中有個募款計畫,盼爭取海外金援,讓想拍好電影的華人持續出擊。大器,又有夢想的吳天明就坐在床沿,悶頭抽著菸,房間裡潮溼又悶,桌上的茶早已涼了。海外募款,多艱難而又漫長的一條路啊,他看不到出路,也看不到盡頭。

最後一回是2007年,新北市的翡翠灣福華飯店。

吳天明終於來到台灣參加兩岸三地導演會,拿到了等了19年的「楊士琪電影紀念獎」。

楊士琪是聯合報的前輩記者,曾與台灣新電影初萌時打過一場漂亮的「削蘋果戰爭」,1984年她氣喘猝逝後,後電影圈朋友以她之名成立了「楊士琪電影紀念獎」,要來獎勵獻身電影的傑出影人。第一屆得主是帶動台灣新電影的前中影總經理明驥;第二屆就是吳天明,因為他在中國西安製片廠廠長任內,極力打破中國片廠的官僚體制,培育了第五代導演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讓國際影人認識了中國電影;第三屆得主則是默默革新國內電影攝製器材,帶動電影工業技術進步的林添榮。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官方視他為異議份子,一度不准返鄉,流落美國,低調開錄影帶店,勉強度日。好不容易再回到西安,回到了他熟悉的電影市場,《變臉》中戲夢人生的老少情懷,有香火傳承,也有時不我與的滄桑,他是這麼輕鬆自在地遊走在古典與當代人生交會碰撞的大道上,濃郁的人文關懷,讓人仿佛再次看見了《老井》時代,那位胸懷大志的「頭兒」。

但我知他是落寞的,因為眼神中的火光已淡,我也沒再聽見他豪邁的笑聲了,倒是那一回他在受獎時說的話,饒富深意:「談到陳凱歌、張藝謀、黃建新等人,那是我擔任西安電影製片廠廠長,給他們拍電影的機會,以後的成就都是他們自己的,現在是我沾他們的光...」沒有吳天明的支持,陳凱歌與張藝謀的演藝人生,或許是另一番風景,吳天明在拍攝《人生》時,遇到了正在為《黃土地》四處找景的張藝謀與陳凱歌,看到他們餓得發慌,又缺錢用,吳天明不但備飯,還讓製片調出一輛吉普車及兩千塊錢載他們去看景,一場電影史就在他舉手投足間,輕輕寫就了。

正因為如此,吳天明才是這個世界上有資格當著張藝謀的面罵他說:「你拍的《三槍拍案驚奇》,到底想告訴人什麼?」這句話也適用張藝謀的《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長城》,當然,陳凱歌的《無敵》與《道士下山》......也都同樣適用。吳天明的最後作品《百鳥朝鳳》,就透過嗩吶王的人生拚鬥與決志,訴說著這種明知時不我予,卻依舊拚到咯血的唐.吉訶德精神。

吳天明的電影,都沒掛念能否賺大錢,他堅持著藝術家應該用良知去表現人生理想,如今中國電影市場的火紅熱度,已然超英趕美,創作者忙著掙錢瞎拍,鮮有傳世之作,他的堅持,有如殘陽古道中的那匹吹著西風的瘦馬,哲人其萎,擲筆三歎。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藍色電影夢 吳天明:昨天我還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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