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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與西亞世界》巴勒斯坦的無奈

從過去到現在,阿拉伯國家窮盡洪荒之力打擊以色列都不見成效,這並非是阿拉伯人不團結,而是不對等的國際輿論與武裝實力都讓人感到無奈、徒呼負負。對阿拉伯國家而言,誰都希望和平,但只能無奈地接受以色列與美國標準的和平。更無奈的是,不管怎麼做,和平都無法見到一線曙光,和談的決定無法得到所有人接受,往後只會有更多問題出現。這不是看衰,而是國際政治的現實就是如此。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德國記者薛伯樂(Martin Schauble)最近在台灣為他的甫出版的新書進行一系列講座活動,其中一場談到他在巴勒斯坦(Palestine)的經驗,也就是由薛伯樂所撰寫的《認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從古到今的紛爭》一書。薛伯樂這本書並沒有透露出甚麼重要意涵,畢竟不是這本著作並非學術研究,也許是為了將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兩方的意見並陳,力求所謂的客觀,所以這本書中看不到什麼結論;也或許巴以之間衝突不斷,目前下任何結論都不甚合適。

其中一場座談會上,有個阿拉伯人強調他雖非來自巴勒斯坦,但卻不希望有以色列這個國家存在。薛伯樂很「客觀地」不做任何結論,只是提到巴以雙方都有讓人同情的一面。不過薛伯樂也說,長久以來的衝突,看似沒有解決的可能性。而同一場擔任與談人的學者也提到,「以色列的基本立場就是在巴勒斯坦建國,而巴勒斯坦人的立場就是要以色列離開。」

其實,雙方的立場在光譜的兩端,絕對不可能達成共識。但若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很明顯地,以色列的建國對巴勒斯坦而言是場大災難。問題在於多數人都不看歷史,只聚焦在當代局勢,以色列的存在又已是事實,再加上主流觀點都支持以色列,更讓巴勒斯坦問題沒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巴勒斯坦與以色列雙方的立場在光譜的兩端,絕對不可能達成共識。但若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很明顯地,以色列的建國對巴勒斯坦而言是場大災難。(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從1896年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開始談起,書中所談的猶太人移居地是以阿根廷(Argentina)與巴勒斯坦兩地為選項。赫茨爾在書中強調的是「理想」,他想必清楚知道不可能一廂情願地把同胞帶到某個地方,那還得看移居地的主人願不願意。當時,赫茨爾四處奔走找尋協助時,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覺得烏干達(Uganda,英國殖民地)是個不錯的選擇。這也代表20世紀初之際,英國在巴勒斯坦尚未取得主導地位。然而,往後的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改變。

一次大戰期間,英國與鄂圖曼帝國的戰場就位於兩河流域至東地中海間,對於英國而言,掌握巴勒斯坦這個連結埃及到阿拉伯地區的重要地帶至關重要。於是,當1917年《貝爾福宣言》出爐後,英國外交部長對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就大力背書,無視當地阿拉伯人提出建立王國的要求。儘管接下來的時間英國政府對於猶太人移居後與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束手無策,但英國的帝國主義確實是讓猶太復國主義從理想變成了現實。這不是當時猶太復國主義者魏茨曼(Chaim Weizmann)或班古里安(Ben Gurion)的功勞,而是英國對猶太復國運動的推波助瀾。

1947年,聯合國在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中,強制給了猶太人較多的居住範圍,完全不顧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益。 1948年以色列建國,於是大批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多數人讚揚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勇氣,甚至對這個小小國家給予大大肯定,不但能在敵人環伺之下生存,還能屹立不搖。但是多數人卻不知道,打從以色列建國、驅趕巴勒斯坦人離開家園的那刻起,在巴勒斯坦人眼中,就是一場「災難」(Nakba)。諷刺的是,擠壓他人生存的那群人受到了世人讚賞與肯定,而被迫遷徙、逃難、反擊的受害者幾十年來卻只得到批判與否定。這很有可能不會是赫茨爾想看到的結果。

1947年,聯合國在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中,強制給了猶太人較多的居住範圍,完全不顧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權益。(圖:網路)

1948年以色列建國,大批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圖:網路)

1948年以色列建國。(圖:網路)

1967年的阿以戰爭(埃及與敘利亞是主角)結束後,聯合國的242號決議本是要求以色列退出他們佔領的鄰近地區,例如埃及的西奈半島(Sinai)、敘利亞的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但交換條件是要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可見,聯合國最後仍是做了完全偏袒以色列的決議。儘管總的來看,阿拉伯國家不會認同以色列的存在,但在1948年後的幾次戰爭都不算成功之下,阿拉伯國家也開始思考如何藉由和談向以色列取回原本的權益,例如,1977年埃及總統沙達特(Anwar Sadat)與以色列和談,用意便在於取回西奈半島。聯合國242號決議也成為往後阿以衝突後和談的基本底線。以色列國內雖非朝野立場一致,但在主流國際社會都站在同一陣線下,反而消除了以色列內部分歧的阻力。

由於情勢極不利於巴勒斯坦人,原本主張武裝抗爭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也在1990年代走上對以色列的和談之路。不得不和談、不得不與以色列及西方國家為伍,為了帶來改變,阿拉法特選擇了這樣的方式,但也招致另一個巴勒斯坦組織-哈瑪斯(Hamas)的批判,掀起了對以色列進一步的抵抗。。

近日哈瑪斯領導人馬夏勒(Khaled Mashaal)提出願意接受1967年聯合國決議的聲明。這不是終止對抗以色列,而是為了爭取往後新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也與美國總統川普對談,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寄託在川普身上。無論巴勒斯坦主要勢力原本對以色列採取什麼樣的抵抗方式,現在受制於情勢,走上談判桌成為不得不的選項。

哈瑪斯領導人馬夏勒提出願意接受1967年聯合國決議的聲明。(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從過去到現在,阿拉伯國家窮盡洪荒之力打擊以色列都不見成效,這並非是阿拉伯人不團結,而是不對等的國際輿論與武裝實力都讓人感到無奈、徒呼負負。對阿拉伯國家而言,誰都希望和平,但只能無奈地接受以色列與美國標準的和平。更無奈的是,不管怎麼做,和平都無法見到一線曙光,和談的決定無法得到所有人接受,往後只會有更多問題出現。這不是看衰,而是國際政治的現實就是如此。

1967年的聯合國決議,儘管過時了,但就算不能滿足所有人,至少還可以讓政治人物各取所需。問題是,這世上又有什麼方案可以一次滿足所有人呢?

今日巴勒斯坦核心人物所做的聲明與決定,必然會在日後引發更多複雜的政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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