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伊朗與西亞世界》坐上了計程車之後

伊朗有近9000萬人口,不只各地區有著不同的風俗民情,就連每個人的想法、生活、習慣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潘納希的觀點是否能代表整體伊朗人的聲音?還是必須存疑。每個國家都會有像潘納希這樣的人物,希望藉由批判政府來改變現況、實踐理念,但潘納希以外的聲音,我們曾幾何時關注過呢?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伊朗導演潘納希(Jafar Panahi)的電影作品《計程人生》(Taxi),得到2015年柏林影展的金熊獎。

潘納希因為批判政府的拍攝手法,自2010年起就遭到伊朗政府禁止拍片,甚至限制出境。於是《計程人生》就以「偷拍」的方式完成,再「偷偷」將影片送出伊朗。對於伊朗政府而言,這是「政治不正確」,但西方世界看得可開心了,讓潘納希拿個大獎的同時也可順便批評一下「萬惡」的伊朗。

伊朗導演賈法潘納希得到2015年柏林影展的金熊獎的作品《計程人生》。(http://media.cineblog.it/)

本片一開始的場景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某個十字路口,筆者覺得相當眼熟,後來才發現原來右方是一間以前曾下榻過的旅館,就在塔里干尼街(Kheyaban-e Taleqani)上。這家旅館名為Parsa,裝潢不差,飯店內的網路也還算順暢,重點是地下室有早餐。因為伊朗街上並沒有早餐店,旅館內的早餐當然不能錯過,儘管就是大餅與果汁,不挑剔的話還是有一頓飽食。看到Parsa為這部電影的開頭,親切感頓時浮現。

塔里干尼街上的Parsa Hotel。(persiaport.com/)

而接下來的時間,就看著潘納希這個假計程車司機與各個乘客之間的對話。

在伊朗計程車不一定要掛牌,在路上攔車,只要有人願意載就可以上車。不跳表計車資,但乘客與司機都有個默契知道會是多少錢。筆者曾坐過一輛車,司機說自己是開照相館的,今天想出門透透氣,所以開車出來載客人到處晃晃,順便賺零用錢。此外,計程車是共乘方式,一路上總會有不同乘客上上下下。所以有些外來旅客有安全上的疑慮,當然有,因為乘客不會知道車內的人到底是何方神聖。有人看似乘客,但也許是打劫的同夥。筆者就曾遇過一次,手錶、鈔票都讓人搶了,能活著在這裡寫專欄、沒有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看來是有真主阿拉的關愛。寫出這段經驗倒是無意凸顯伊朗計程車共乘的問題,有些倒楣事會遇到就註定會遇到,不分國家地域。

整部電影中,上車的乘客,看來是刻意安排的,不可能那麼巧影片內容如多數影評所言:「反應當地社會情況」。尤其是片中販賣與出租電影的歐米德。他談到很多外國電影都不能合法進入伊朗,而就那麼巧身為導演的潘納希開著車就載到這樣的人物。

《計程人生》片中由潘納希飾演的計程車司機與各個乘客之間的對話串起整部影片。(http://movieboozer.com)

外國影片在伊朗的確不能公開上映,關於這點筆者也很有感觸。伊朗戲院沒有外國影片,也許特定的影展會有,但多數期間戲院只上映伊朗國片。但想看外國電影也不是沒有門路,因為還有盜版商,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不少盜版電影攤位。而他們販售的影片,超過9成都是美國片。即期盜錄的片子通常畫質都很差,但等上2兩個月就會有高畫質的盜版影片,還會放上相當專業的英文字幕。

曾有伊朗人說,「伊朗國片表達的意涵很多,讓人完全看不懂,我從來不看國片,還是007比較好看。」

伊朗不上映外國電影,主流的報導多著眼在這部分大書特書,加油添醋說某部電影被伊朗政府給禁掉。但問題是伊朗根本就不上映外國電影,如何特別禁演某部作品?其實伊朗並不完全禁止外來的影片,像是以前日本連續劇《阿信》,還有10多年前的韓劇《大長今》,在伊朗都相當受到歡迎。這些不語怪力亂神、不具特殊意識形態、呈現正向意涵的影像作品,在伊朗就能長驅直入。透過篩選,倒不見得是什麼壞事,民眾反而可以看到高品質的東西。

言論自由的意涵

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伊朗自1979年革命以來肅殺的政治氛圍,令許多異議份子遭到監禁。固然此際不再有往日般的風聲鶴唳,但偶爾還是能感受得到他們的「言論自由」並不是我們所定義的那種「自由」。尤其在伊朗與西方國家關係不甚融洽的情況下,潘納希「告洋狀」的意圖,自然不被伊朗政府允許。

影片最後,潘納希似乎想告訴觀眾他可能被政府當局跟蹤,有人想竊取他所的紀錄影片。當然不能藉此一語斷定在伊朗所有的一切都會受到管制與束縛,外界要理解伊朗大抵只有從主流媒體的報導上片段得到資訊一途,進而認定伊朗政府打壓國內的輿論自由,就連電影創作都受到影響。只是,很多問題要是只看表面就能說清楚,世間又為何會紛紛擾擾?看不見的深層的問題,外界怎樣都無法理解。

在伊朗與西方國家關係不甚融洽的情況下,潘納希「告洋狀」的意圖,自然不被伊朗政府允許。(http://globedia.com/)

反觀我們自己,雖然身在所謂的自由社會,但輿論風向往往還是「一言堂」,特別是在網路發達的現代,網民幾乎是看網路的聲量來認定事件的「真實」面貌,在不時失序的情況下,高舉言論自由旗幟反而更顯諷刺。相較之下,伊朗政府有限度地介入某些言論,可能比網友失心瘋般地針對某事、某人恣意撻伐還要能夠維持社會秩序。

《計程人生》是否反映出伊朗社會情況?當然是,但並非全面。

伊朗有近9000萬人口,不只各地區有著不同的風俗民情,就連每個人的想法、生活、習慣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潘納希的觀點是否能代表整體伊朗人的聲音?還是必須存疑。每個國家都會有像潘納希這樣的人物,希望藉由批判政府來改變現況、實踐理念,但潘納希以外的聲音,我們曾幾何時關注過呢?

而潘納希是傑出的電影工作者嗎?他在伊朗的處境與得到西方獎項的桂冠,兩極化的遭遇自然就有兩極化的評價。當主流輿論都站在西方獎項這一端聲援時,世人對於伊朗政府就不可能有好印象,一個西方獎項就等同免死金牌般不可批判。試想,如果這是一部對伊朗政府表達支持的作品,還有可能得獎嗎?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確」,拍得再好也不會獲得肯定。所謂的國際大獎,多少還是表達了特定的意識形態,不是完全的「言論自由」,也是另一種「一言堂」的表現。如果讚揚伊朗政府的言論能夠成為西方接受的立場,那種獎項才是真的值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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