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豐恩
1926年10月16日，由日本帝國美術院主辦的美術展覽會，在東京的上野公園內拉開序幕。這一年的會場中，出現了一幅名為「嘉義街外（嘉義の町はづれ）」的畫作。
這幅畫的作者，是第一位以畫家身分，進入帝國美術展的台灣人。
他的名字叫做「陳澄波」。
陳澄波。
從1919年開始，這個被稱為「帝展」的活動，一直日本最重要的官方展覽會。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7年的「文部省美術展覽會」（又稱「文展」）。
帝展中的審查委員，都是日本國內極具權威的學者與批評家；能夠入選的作品，當然也都是藝壇中的一時之選。年輕藝術家若能登上帝展的舞台，等於魚躍龍門，在藝壇奠定了一席之地。
這種位於帝國中心的展覽會，過去幾乎是由日本人所獨佔。一般的日本藝術家，要入選帝展都已經非常不容易，身為被殖民者的台灣人，想要跨越門檻，登堂入室，更是難上加難。
但陳澄波卻出乎眾人意料，以他過人的才華，打進了日本帝國的藝術殿堂。
陳澄波於帝展得獎的作品「嘉義街外」，原作已經佚失，僅存黑白照片。（圖片感謝陳澄波基金會提供）
1895年出生在嘉義的陳澄波，入選帝展那一年已經31歲，算不上太年輕了。可是他的畫家生涯才剛剛開始。
當時在台灣，美術教育的資源十分貧乏，陳澄波雖然早對繪畫有興趣，但始終沒有機會接受訓練。17歲那年，他考上台北國語學校公學師範科，北上讀書。幾年後畢業，又回到故鄉任教，就這樣在嘉義度過了7年歲月。在快要30歲的時候，陳澄波的人生終於出現了重要的轉變。他離開了台灣，遠赴日本的東京美術學校就讀。
陳澄波在東京留學的日子非常簡單，一來他必須省吃儉用，二來他把大部分的心力都花在學習上，就算是假日也絕少娛樂。多數時間，他就是到郊外，或是在上野公園之內練習寫生。
比起同班同學，30歲的陳澄波，年紀已經大上一截。而他台灣人的身分，更是要引人側目。
當時就讀於東京美術學校的台灣人，少之又少。日本人對於這個殖民地的想像、誤解，還有歧視，全都反映在陳澄波的身上。根據陳澄波好友回憶，當時有些日本同學喜歡詢問他們會不會用筷子、是否習慣吃米飯，彷彿台灣是一個風俗習慣與日本完全相異的地方。更有些人認為所有來自台灣的，全都屬於高砂族（原住民），無法想像台灣竟然還有不同族群的居民。對於這個來自南方，皮膚黝黑的台灣人，很少有同學放在眼中。
可是1926年，當「帝展」的入選名單一公布，這一切都改變了。
那一年的參賽作品共計2,283件，最後只有154件得以展出，競爭非常激烈，而陳澄波的畫作，赫然名列其中。
進入帝展的陳澄波，因此獲到眾人的另眼相看，就連稱呼都隨之改變。從那一刻起，同學們不再叫他「陳君」，而改稱他為「先生」。當時的日本報紙，也刊出了陳澄波的訪談，新聞照片中，他笑的非常燦爛。
如果說「帝展」是藝術界的甲子園，那麼陳澄波大概就是畫家版的嘉農棒球隊吧。
陳澄波於太湖寫生留影。（圖源自於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
1926年的帝展，只是陳澄波嶄露頭角的開始。隔一年的帝展，陳澄波再次以「夏日街頭（街頭の夏気分）」入圍。接下來，在1929年和1934年，陳澄波的作品，也陸續受到帝展審查委員的青睞。在1933年，他的一幅畫作「清流」，還曾經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芝加哥世界博覽會。
陳澄波的成功，鼓舞了許多當時台灣畫家。和他同時赴日習藝的台灣人，比如廖繼春，也陸陸續續有機會進入「帝展」的行列。
1933年，陳澄波回到了台灣。在此之前，他還曾居旅居上海4年。過去陳澄波在日本受到的訓練，是以西洋畫為主，這回到中國去，他把握機會更近距離的研究中國繪畫的傳統。
回台之後，為了推廣台灣的藝術教育，陳澄波和一群朋友共同創立了「台陽美術協會」，每年定期舉辦展覽。
當時日本政府，已經按照「帝展」的模式，在殖民地分別舉辦「鮮展」（朝鮮美術展覽會）和「台展」（台灣美術展覽會）。儘管如此，「台陽美術協會」在眾人合作下，還是找到了發展的空間，成為規模最大的民間展覽，和官方「台展」分庭抗禮，並成為日本時代台灣民間最重要的美術組織。身為「台陽美術協會」一員的陳澄波，自然也在其中發揮了許多作用。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回歸「祖國」。陳澄波雖然不是積極的抗日份子，但對於這個改變仍是充滿期待。他想要延續一直以來的心願，把台灣建設成一個充滿藝術文化的寶島。
只是，這位在日本時代意氣風發的台灣畫家，還來不及在祖國的懷抱中展開理想，就要消失在台灣人的記憶中。
陳澄波的作品「夏日街頭」
1947年2月28號，台北市專賣局的外頭，聚集了大批民眾。前一天，台北市的警員因為查緝私煙，引發警民之間衝突，最後竟導致民眾一死一傷。群情激憤的民眾，沿街敲鑼打鼓，大呼口號，想要向政府討回公道。遊行隊伍還沒抵達長官公署前，突然槍聲大作，隊伍中有人立刻中彈倒下。
這下子，警民的衝突越演越烈，終於一發不可收拾，而且逐漸蔓延開來。各地方從1945年「光復」以來，對於官方長期累積的不滿，因為這個事件而爆發開來。
當時廣播電台，紛紛呼籲：「中南部的同胞們，立刻響應台北市民，起來打倒貪官污吏！」
3月2日，事件終於延燒到了陳澄波的故鄉──嘉義。
當時，嘉義的年輕人很快地組織了起來，要求政治改革，甚至用廣播募集志願軍，並且包圍警局、官舍。包括嘉義市市長在內的許多官員、警員，還有其他外省籍人士，見到這個狀況，開始紛紛走避，最後躲到了有軍隊駐守的嘉義水上機場，軍民就在機場之外展開對峙。
3月5號，幾架飛機經過機場上空，空投了武器和糧食。得到支援的官方軍隊，開始展開反攻。他們衝出了機場，和市民展開了巷戰。在這場惡戰之中，許多人因此而喪生。
嘉義的廣播電台見狀，緊急向全島各地求援。許多人聽到了廣播，開始從台南、雲林、彰化、台中，湧向了嘉義，他們其中有許多是年輕力壯的學生。
除此之外，還有幾十名來自山地的鄒族人，也加入民眾的行列。這群原住民青年，是收到嘉義市民的請求而下山幫忙。他們除了維持嘉義市區的秩序，也協助圍堵機場。在日本時代受過戰鬥訓練的他們，在軍民的對抗中發揮了強大的作用，逼的官方軍隊節節敗退，甚至必須在撤退之際，焚燒軍營的物資，以免落入對方手中。
就這樣，雙方又一次僵持在水上機場外。
嘉義人包圍了機場，切斷了水電。但同一時間，和談的行動也在展開。認為雙方衝突即將結束的鄒族部隊，因此先行撤退。
到了3月11日，嘉義市民派了十二個人，作為談判代表，當時身為嘉義市參議員的陳澄波，也是其中之一。
就在這群和平大使進入機場的同時，機場外的民眾也逐漸撤離。
只是沒想到，這場和談的結果，竟然和預想的完全不同。
陳澄波1946年的作品「慶祝日」，描繪嘉義「光復節」的景象
（source: http://cabcy.ehosting.com.tw/web/ccp/Picview.asp?wdid=70）
當陳澄波等人進入機場之後，迎接他們的並不是善意。相反地，他們一踏入軍方的領域，立刻遭到逮捕，雙手被用鐵絲緊緊綑綁。
原來，就在民眾撤離水上機場之際，在高雄的軍隊，已經漸漸掌控了當地情勢，開始北上支援。換句話說，政府軍隊已經擁有了絕對的優勢展開反攻。因此，在大軍集結之後，政府就對嘉義展開了鎮壓。很快地，嘉義市區進入了戒嚴的狀態。
幾天之後，陳澄波等人由警察和士兵押解著遊街，先是經過嘉義噴水池，然後被載送到火車站前，最後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槍斃示眾。
陳澄波的二女兒人在當場。她拉著一個士兵的褲腳，哭喊著說：「這是我父親，他是好人，你們要探聽清楚，探聽明白才能槍決。」但她被士兵一腳踢開。
陳澄波筆下最美麗的嘉義街頭，就這樣變成了染血的刑場。
二二八事件之後，陳澄波成了禁忌。在接下來的三十年內，台灣的報章雜誌上絕少提到他的名字、他的事蹟，還有他那揚名國際的畫作。
陳澄波的好友，同是畫家的劉新祿，因為受到此事極大的衝擊，很長一段時間，再也無法提筆創作。
一直到1979年，雄獅美術月刊社才第一次舉辦了以陳澄波作品為主題的畫展。即便如此，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報導或研究，對於他的死因，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絕口不提。甚至有一篇介紹文字強調，他在1945年之後「全心全意加入歸回祖國後重建的行列……成為本省畫家第一位國民黨黨員，從此他忠黨愛國，一直到生命的終結而此心不移。」
三十年說長不長，但是也剛好就是一個世代。曾經有一個世代的台灣，就這樣遺忘了一位最傑出的本土畫家。
而陳澄波，不過是消失於那場災難之中，許許多多菁英中的一人。在同一場事件中遇難的，還有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同樣曾赴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並且與眼科醫生宮原武熊（就是台中的那個「宮原眼科」）交好的台灣金融業先驅陳炘；創辦了「自由報」的議員王添灯；「台灣新生報」的總經理阮朝日；還有陳澄波的同鄉，畢業於日本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的「向生醫院」院長潘木枝……。
太多了。
終於，這一切過去了，終於我們活在了一個可以自由談論陳澄波，可以公開討論二二八的時代。終於有越來越多人知道嘉義曾經出現這樣一位傑出的藝術家，終於我們對於這些過往，不需要遮遮掩掩，不需要心懷恐懼。
終於我們可以記得他們，記得陳澄波，還有那些平白消失在歷史的人們。他們不是學者或政客口中爭辯的幾個數字，而是一個又一個曾經活過的生命。
這一切得來如此不易，所以當我們還得記得的時候，我們要一直記得。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陳澄波與消失在臺灣歷史中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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