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梓
東京墨田區的兩國車站附近，有一座「吉良邸跡」，現在是一座叫做「松阪町公園」的小小公園，裡面端坐著日本最受歡迎的歌舞伎「忠臣藏」的反派角色吉良上野介義央的坐像，旁邊有一塊小小的碑，紀錄的有關「忠臣藏」的背景事件「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故事。
東京墨田區的兩國車站附近的「吉良邸跡」。（作者提供）
這個故事聽起來，簡直就是黑道尋仇，但卻因為各種原因，而在不同的時期，被賦予了不同的政治宣傳任務，因此而被流傳了下來。
這是發生在1701年的事件，因為在江戶城內一言不合，赤穗藩主淺野內匠頭拔刀刺傷了當時備受將軍寵信的幕府高家首席長官（意思大概就是現在的大禮官）吉良上野介義央。由於江戶城內禁止私鬥，淺野內匠頭立即遭到懲處，並在事發當天就被要求切腹。依照當時的法度，藩主切腹也意味著廢藩，領地、俸祿通通沒收，赤穗藩的武士一下子因為藩主之死，而失去了一切。
將軍要求淺野內匠頭切腹當然是重罰，但內匠頭拔刀應該是忍無可忍，依照法度，至少也應該詢問、調查事發原因，也給予另一造吉良上野介一定程度的警告。但將軍綱吉並沒有這麼做，幕府的說法，是淺野已經發瘋了。這個具有毀滅性指控的理由，讓當時失去一切的赤穗武士非常不滿。於是以家臣長，筆頭家老大石內藏助為首的四十六名浪士，決定密謀要為主君復仇，伺機殺死吉良上野介義央。
以家臣長，筆頭家老大石內藏助為首的四十六名浪士，決定密謀要為主君復仇，伺機殺死吉良上野介義央。（圖：維基共享）
為了讓吉良家的人失去戒心，復仇行動不能馬上進行。大石內藏助於是將自己年輕時學會的文青本事徹底發揮，吟詩作詞、流連青樓，讓吉良家的人都覺得赤穗浪士們早已失去鬥志。大石花了一年多，終於等到時機成熟，在1702年底的一個冬夜凌晨，帶領四十六位死士，衝進位在兩國的上野介宅邸，將躲在倉庫的吉良上野介義央拖出來殺了，然後拿著他的首級，從兩國穿越永代橋（另有一說是通過兩國橋），一直走到現在品川車站附近的「泉越寺」，向葬在那裡的淺野內匠頭報告之後，隨即向幕府自首。
歌川豐國作品：赤穗浪士。
將軍德川綱吉沒想到事情會搞成這樣。跟上次草率決定相比，這次經過一個半月考慮，他沒有重懲浪士，雖然浪士們仍然被以危害秩序的理由被要求切腹，但幕府也表彰了他們對淺野家的忠義。但針對吉良上野介義央一家，這一次，將軍卻重罰了被指控臨陣脫逃的吉良家養子，理由是他沒有在災難時好好保護家人。這個判決的結果，於是被認為是偏向同情赤穗浪士，貶抑吉良家的。
德川綱吉前後不一的決定，讓人疑惑。他第一次的判決毋寧是偏袒吉良家，但赤穗浪士尋仇後，他卻改支持淺野家。綱吉的第一個決定可能有欠周延，第二個決定，則可以當作是為了第一次疏忽的補償，但這樣的補償，也帶著幕府本身鼓吹「忠義」的價值跟意識形態。
歌川國芳作品：忠臣藏第十一段目夜襲圖。（維基共享）
歌舞伎「忠臣藏」，就是依據這一段復仇故事所描寫而成。
第一次登場的時間是1748年，名稱為「假名手本忠臣藏」，在故事當中，為了讓劇名好聽，創作者多為劇本創造了一位沒參加決鬥但卻跟著切腹的浪士勘平，讓就義人數變成跟日文假名數相同的四十七，從此「赤穗四十七浪士」就成為專有名詞了。當時是江戶社會文化、商業的繁盛時代，儘管劇作者強調了「假名手本忠臣藏」，說的是前代幕府足利尊家的故事，但所有人都知道，故事講的就是1702年發生的「赤穗浪士」事件。因為切合民間傳奇，此劇大受歡迎，也因為內容也符合幕府要宣傳的「忠義」意識形態，因此演出時並沒有特別被幕府為難。
但當然，對一般民眾來講，「忠義」很遙遠，大家愛看「忠臣藏」，是因為喜歡裡面有很多愛慾情仇的內容，戲劇當中把淺野刺殺吉良的原因，寫成是因為吉良挑逗淺野的夫人。並且放大了大石內藏助等人為了避人耳目，流連祇園茶屋的橋段。這些段落，透過當時天下平安、百業豐盈而大受歡迎的說書人、畫師、藝術家的加油添醋，自然地流傳於江戶庶民心中。
不過，儘管人民愛「忠臣藏」是因為這些原因，但幕府很清楚，大家把這齣戲吞下去，是因為愛慾情仇，但其中的教忠教孝，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在封建制度之下，要讓人們服從制度，唯一的方式就是提倡對統治者的「忠義」。
幕府相信，鼓勵願意失去生命，只是要為淺野家盡忠的精神，也意味著武士們會願意以生命支持幕府的世襲封建階級制度，也只有這樣的忠義之心，才能夠讓戰爭結束之後，因為繼承而毫無領袖卡里斯馬（Chrisma）魅力、平凡無奇的統治者，可以繼續維繫政權。但同樣的戲碼，在江戶末期，卻有了完全不同的詮釋。
其實，赤穗浪士的反彈，不一定是基於「忠義」，更大的可能，是因為對幕府直接宣告要淺野切腹，卻對吉良家不做任何懲處的不公平的反彈。這種對幕府不公平的指控，加上劇中反派吉良上野介義央跋扈的形象，被民眾當作幕府形象的再生，「忠臣藏」逐漸衍生為民眾對當前政治不滿的出口。這種變局，也為明治維新的成功創造了民間基礎。改朝換代之後，「忠臣藏」依然受到歡迎，卻又有了不同的詮釋。
忠臣藏浮世繪。（圖：網路）
根據研究，明治、大正、戰前的昭和時期，「忠臣藏」的劇本都經過多次審查，並被政府要求有所修改。在這些修改中，「忠義」的位置被提高的更重要，政府試圖將幕末討厭幕府的情緒，轉化為效忠王權的情緒，藉著對幕府無能的指控，來再一次確認維新政府「王政復古」的正當性。
在二次大戰時期，因為推崇「忠義」、殉死的精神，有利於戰爭宣傳，政府當局更是大大的鼓勵「忠臣藏」，並且嘗試將各種對政府效忠的橋段加入劇本。也因為這樣的緣故，「忠臣藏」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遭到佔領軍當局的禁演。不過，1952年之後，隨著日本逐漸復原，又開始恢復演出。現在，這齣戲碼已經是日本歌舞伎作品的代表作了，只是比起幾年前被當局所強調的「忠義」，現在的「忠臣藏」終於恢復了民間身份，更被重視的，已經是演技、藝術了。
到吉良邸跡的那天，已經是春天的尾巴，一株八重櫻盛開，彷彿和後來所有「忠臣藏」的戲劇、電影當中，被做為武士道象徵意義的櫻花相輝映。在現在已經變成公園的吉良邸跡門口，想像當時四十六位浪士衝入吉良家尋仇，再提著吉良上野介的頭顱，殺氣騰騰的穿過永代橋（如果是比較大的兩國橋更有畫面），往泉越寺走的樣子。能夠想像這樁黑道尋仇，是因為怎麼樣的陰錯陽差，而成為今天最受歡迎的歌舞伎劇碼，也便是一位歷史迷小小的確幸了。
吉良邸跡的八重櫻。（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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