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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950年代，時值美蘇冷戰初期，在雙方都還摸不清楚對方實力的情況下打了一場韓戰，最後以北緯38度線將朝鮮半島分成了南北兩韓。除了朝鮮因美蘇冷戰而分裂之外，西亞世界也是如此。
50年代開始，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想要將西亞的碎片拼湊起來，這個意圖使他在一時之間成為西亞世界面對冷戰的指標人物。
儘管人們知道埃及是個擁有古老歷史文明的國家，但埃及從16世紀成為鄂圖曼帝國的領土之後，其實有幾百年的時間不是個現今人們所認知的獨立國家，19世紀末葉還成為英國佔領地。埃及軍人與政治人物都曾反抗過英國的統治，但受制英國壓力並沒有改變局勢的機會。
50年代開始，埃及總統納賽爾想要將西亞的碎片拼湊起來的意圖，使他在一時之間成為西亞世界面對冷戰的指標人物。（http://i-cias.com/）
一戰結束後，向來反對英國的埃及政治人物薩格魯勒（Sa‘d Zaghloul）欲籌組代表團前往法國參與巴黎和會，希望英國能夠承認埃及為獨立國家。「代表團」的阿拉伯文為Wafd，也就是1919年成立的「華夫德黨」（Wafd Party）前身。戰爭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原則，薩格魯勒的作法完全符合當下國際主流的氛圍。然而，埃及若不再是英國佔領地，對英國而言將是一大損失，因此英國極力反對薩格魯勒。往後華夫德黨雖然取得過政治優勢，主導了1922年埃及憲法之制訂，但薩格魯勒的反英立場，卻也對埃及國王福阿德（Fuad）造成極大困擾，畢竟站在福阿德的立場，一味對抗英國並不會給埃及帶來任何好處。諷刺的是，當華福德黨於30年代再度成為埃及國會主要勢力之後，卻也沒能抵抗來自英國的壓力，1936年的《英埃條約》也僅取得有限度的獨立自主。這是近現代西亞歷史辛酸之處。
外界認為西亞國家衰敗、政治人物喪權辱國，將國家利益讓予外國勢力，罔顧國民生計，但問題在於強權緊抓自身利益不放時，只要西亞國家極力抵抗，必然會遭受強權的軍事打壓，於是，虛以委蛇幾乎成了所有西亞國家面對強權時的唯一策略，只能靜待機會出現尋求獨立。儘管這樣的做法並非人人能接受，「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卻是無法否認的事實。不計代價反對外來勢力之群體，後世往往會給予愛國主義者的評價，對若將時光回溯到當時，愛國主義毫無改變時勢的作用。只要英國仍然強勢，埃及無論是誰執政、無論怎麼做，結果都是一樣。
反對英國的埃及政治人物薩格魯勒。（www.historia.ro）
二戰結束後，英國在西亞的勢力大幅衰退，再也無法直接控制伊拉克、約旦，而沙烏地阿拉伯選擇與美國為伍，伊朗也一樣與美國友好。1948年5月，英國結束巴勒斯坦的委任託管，以色列旋即建國並享有美國的支持，更代表英國在西亞已經完全喪失影響力。埃及也在1952年由軍人納奎布（General Mohammad Neguib）與納賽爾發動政變，維持反對強權的路線，主張「要解除帝國主義束縛，建立社會正義、追求經濟進步，也要維護埃及尊嚴。」
在美國亟欲圍堵蘇聯共產勢力擴張的情況下，西亞世界在1955年誕生了由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組成的「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而此時的納賽爾批判「中部公約組織」只是囚禁阿拉伯人的監獄，並表明不願意加入，他也說：「中東的防衛工作應由當地人民來安排，不需要受外來勢力擺佈」、「埃及已經擬定了反擊對阿拉伯國家施加壓力的計畫（中部公約組織），要消除外界對阿拉伯世界的威脅、終止外界一再地分裂阿拉伯國家。」
蘇聯在西亞的拓展雖然受「中部公約組織」阻擋，卻因為埃及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國家而找到合作對象。儘管埃及沒有成為共產國家，納賽爾也不完全與蘇聯契合，但雙方同樣站在反對美國的路線上。於是，西亞的阿拉伯世界就因為美蘇冷戰而分裂。如同朝鮮問題一樣，美蘇都想要插足朝鮮，最後將這個原本不見得會分裂的地方，弄成了南北兩個對立的國家。西亞國家若沒有外來強權的壓力，也不至於在美蘇對立之際需要選邊站。
納賽爾表示「決心保障阿拉伯世界不受冷戰毒害，採取中立政策，不讓冷戰波及阿拉伯世界。」於是，就在「中部公約組織」成立翌年，埃及封鎖了英國最在意的蘇伊士運河，以及以色列南方出海的蒂朗海峽（Straits of Tiran），頓時之間，資本主義陣營在西亞世界生存的經濟命脈就這樣讓納賽爾切斷了，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也就此展開。儘管埃及在戰爭之中並未取得勝利，但納賽爾就這樣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人物。
「中部公約組織」成立翌年，埃及封鎖了英國最在意的蘇伊士運河（圖），以及以色列南方出海的蒂朗海峽，頓時之間，資本主義陣營在西亞世界生存的經濟命脈就這樣讓納賽爾切斷。（Ahram Online）
以西方觀點來看，納賽爾是罪無可赦的政治強人，但這只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觀點，忽略了納賽爾的崛起有不同層面的歷史意涵。不過，納賽爾得以強悍之姿對抗西方國家，無論是否得到蘇聯的協助，也絕對不完全靠他一己之力，而是與50年代前埃及王室與政府的努力有密切關係。若沒有前朝奠定對抗強權的基礎，納賽爾肯定沒有扭轉局勢的可能。更何況，若沒有二戰之後英國勢力式微的契機，納賽爾在1952年政變之後也不會得到對抗外來勢力的空間與機會。
換句話說，納賽爾能掀起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不單只是靠他的主觀意志，外在客觀環境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只可惜蘇聯一直都沒能協助納賽爾擊敗西方勢力，美國在西亞世界的插旗終究略勝一籌。
埃及自19世紀末以來累積反抗強權的能量，在納賽爾時期由於英國勢力衰弱、美蘇冷戰尚未形塑完成之際爆發。納賽爾在1970年去世時，擊敗西方勢力的意圖仍是未竟之功，只是後人也難以就此論斷埃及在對抗強權中落敗，因為納賽爾時期所累積的能量，或許在下個世代將以不同的形式再次改變西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