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大戰結束之後，戰勝國在巴黎和會取得絕大多數的利益，排擠了戰敗國與中立國。但是，這卻不代表戰敗國與中立國就任人宰割。在西亞地區，幾個國家都盡可能找尋擺脫強權束縛的機會，在處於主流國際壓力的政治情境之下，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出路。

列寧在1917年11月的革命之後掌握政權，宣布退出戰場，提倡和平。於是，蘇維埃政府在1918年對德國陣營簽署的條約，便已提到要承認伊朗為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國家，而且蘇俄與鄂圖曼軍隊都要撤離伊朗。隔年，蘇俄就向伊朗表示願意放棄過去舊俄（沙皇時期的俄國）所取得的特權。自1828年以來，伊朗因為對舊俄在高加索的爭奪戰之中失利，簽署了《土庫曼查宜條約》（Treaty of Torkmanchai），俄國取得在伊朗的領事裁判權。若以中國近代史的角度來理解，這其實就是所謂的不平等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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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蘇俄願意放棄在伊朗擁有長達近百年的特權，並非特別慷慨，而是列寧的蘇俄初成立，受到戰勝國之排擠，放下對伊朗的特權只是突破外交困境的策略之一。

自1828年以來，伊朗因為對舊俄在高加索的爭奪戰之中失利，簽署了《土庫曼查宜條約》。圖為伊朗在條約中所失去的領土範圍。（Timetoast）

儘管伊朗首相維蘇克道拉在1919年與英國簽下了條約，伊朗得以獲得英國對其主權獨立之承認，進而獲得進入國際聯盟的機會，但諷刺的是，其實伊朗國內的反英浪潮並不認同這項條約。戰爭期間伊朗國會多處於解散的狀態，以國會的角度來看，《1919年英伊條約》簽署並沒有國會批准，這項條約當然無效。在1921年國會重啟之後，否決了《1919年英伊條約》，而且伊朗也轉而承認蘇維埃政府。在英國等戰勝國並不承認蘇俄這個政府時，反而成為伊朗與蘇俄靠攏的推動力。同樣在1921年，蘇俄與伊朗簽署了友好條約，蘇俄正式放棄在伊朗的特權，也形同《土庫曼查宜條約》已然失效。轉瞬之間，伊朗已非英國盟友，而是與戰勝國排擠的蘇俄結盟。

在土耳其方面，1921年凱末爾尚未建國，主流國際社會也還未承認凱末爾的安卡拉政府，但蘇俄卻與凱末爾搭上線。一戰結束時，鄂圖曼與戰勝國簽署的《蒙德羅斯停戰協定》（Armistice of Mondros），就是讓鄂圖曼政府讓出黑海海峽。前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強權就是在黑海海峽相互爭伐，當俄國向鄂圖曼取得在海峽的優勢時，英國就又會聯合其他強權一同施壓讓俄國又退回黑海以北。

1921年，蘇維埃政府與安卡拉政府簽署了友好條約，以往所謂的不平等條約失效，而且蘇俄取消舊俄在鄂圖曼境內所擁有的特殊待遇，安卡拉政府也不必負擔鄂圖曼對舊俄的債務。最重要的就是兩政府相互承認與尊重，對抗帝國主義。

1921年凱末爾尚未建國，主流國際社會也還未承認凱末爾的安卡拉政府，但蘇俄卻與凱末爾搭上線。（Hellenic Communication Service）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蘇安兩政府都不承認1920年鄂圖曼政府與戰勝國的《色佛爾條約》，也等於是敵對戰勝國與在伊斯坦堡的鄂圖曼政府。凱末爾的頑強讓戰勝國難以執行《色佛爾條約》，最後於1923年《洛桑條約》之中凱末爾取得了黑海海峽的主導權。

1934年，土耳其成為國際聯盟的成員。1936年，土耳其又透過《蒙特勒條約》（Treaty of Montreux）更加確認了在黑海海峽的主權。固然凱末爾政府有其外交成果，但可能因為此時戰勝國並沒有能力再干涉黑海海峽，否則若以19世紀的國際氛圍來看，西方強權絕對有如惡狗一樣叼著黑海海峽不放。

一戰結束之後，《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處置了歐洲的問題，而《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安排了往後亞洲的發展，有些研究指出是所謂「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之建立。儘管有些學者反對這樣的意見，畢竟這些和約與會議並非事先安排的，而是隨著局勢而走的，但無論如何，戰勝國的策略形塑了往後歐亞局勢發展的框架。只是，西亞的情況卻可能是戰後強權最難以處理的區塊。尤其英法在統治美索不達米亞時，屢次遭到當地人民與政府的對抗，戰勝國要用「託管」的美名來帶領這些「沒有能力」的人民發展文明，但這絕對不是當地人所想要的結果。儘管會有阿拉伯人想要脫離鄂圖曼政府的治理，卻也不代表他們想要讓西方強權的統治。1931年伊拉克獲得英國承認為主權獨立之國家，代表英國難以面對反抗浪潮的意涵。

1934年，伊朗巴勒維國王出訪土耳其凱末爾，象徵著兩個西亞國家要合作走自己的路。

1934年，伊朗巴勒維國王出訪土耳其凱末爾。（維基共享）

而1937年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在德黑蘭簽署了《薩阿德阿巴德》（Sa’ad Abad Treaty），相互承認與友好，互不干涉，表現出西亞國家主張自己的主體性，也是向世界宣示他們不願再受外來壓力之箝制。這並非以前的鄂圖曼與伊朗沒有這樣的意願，而是過去西方強權專注在這兩個國家，以致於伊鄂沒有喘息的空間。

主流的觀念稱鄂圖曼為「近東病夫」，如同稱中國為「東亞病夫」一樣，都是忽略了他們受到多方壓力之下而難以作為的困境。換做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受到多方壓力，同樣也會分身乏術。

在英美法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下，西亞反而出現了一股非主流國家結合的態勢。蘇俄已經先行與伊朗及土耳其友好，隨後西亞國家也形成獨立自主的勢力。

現代西亞在一戰之後形成，其獨立自主的企圖至今仍然沒有減低。無論個別的西亞國家與西方強權是合作還是對抗，往往都成為左右國際局勢的重要核心。當一次大戰的戰勝國欣賞著他們歐亞戰場的戰利品時，一股非主流的勢力在西亞也已經慢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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