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次大戰時的伊朗雖然屬於中立國，但受到戰爭波及，伊朗政府便試圖在戰後的和平會議爭取權益。有關一次大戰的相關軼事或學術研究，對於伊朗似乎沒有太多著墨。而鄂圖曼由於在戰後遭戰勝國瓜分，甚至當代西亞問題的開端就是源自於一戰戰勝國對於鄂圖曼的恣意處置，關注的人或許相對較多。爾後，凱末爾抵抗戰勝國的歷史也是眾所週知。反觀伊朗，沒有太多文獻參考資料，主流研究對於一次大戰時期的伊朗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然而，一戰時期與戰後的伊朗內政外交都受到戰爭氛圍影響，在一戰戰史上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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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聽在伊朗政府耳裡相當振奮，派駐在美國華盛頓的伊朗公使梅賀迪汗（Mehdi Khan）就曾向美國當時的外交部長藍辛（Robert Lansing）提出幾項請求：

「讓伊朗參與和會、保障伊朗獨立與主權完整、外國軍隊撤離伊朗、伊朗獲得損失賠償、遵守伊朗中立、廢除伊朗因受脅迫而給予他國的特殊權利。」

伊朗公使的請求完全遵循過去伊朗政府面對強權時的路線，也就是「維護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一戰時期美國的影響力大增，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給各個遭受強權欺壓的國家帶來希望，伊朗所提出的要求，同時也完全符合威爾遜的主張。但是，藍辛卻只給予含糊的回覆。

一戰四巨頭1919年於凡爾賽條約簽署前夕。左起：英國首相大衛喬治、義大利總理奧蘭多，人稱「法蘭西之虎」的法國總理克列孟梭以及美國總統威爾遜。（維基共享）

1919年，巴黎和會開幕之前，伊朗外交部長摩夏維爾道拉（Moshaver al-Dowleh）正式給了美方一份文件，上頭有幾點要求：

1.伊朗代表團應進入巴黎和會，理由是因為交戰國在伊朗領土發生衝突，造成伊朗的損失

2. 廢除違反伊朗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條約、協定、協議，還有獲得簽署國際和平條約國家的有效保障，確保未來伊朗主權與領土不受到干涉

3. 伊朗應獲得賠償

4. 伊朗要經濟獨立

5. 修改還有效力的條約，也要取消對外優惠待遇

然而，伊朗終究是中立國，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與民族自決這些主張，一樣都得看文件下方的那一排小字：

「哈哈，只要不是戰勝國，一概不適用。」

更諷刺的是，就算是戰勝國，也不一定適用，義大利與中國就是受害者。

維蘇克道拉（圖）在1919年與英國簽署《1919年英伊條約》。（維基共享）

伊朗籌組了代表團開跋至巴黎，卻無法進入和會之中。儘管伊朗一再強調自己對戰爭中立，想要擺脫強權壓迫，路線正確了，但在強權的遊戲規則之下，反而成為國際社會的邊緣人。

戰爭結束之際，只有一個國家願意與伊朗站在同一陣線，那就是1917年剛成立的蘇俄。在蘇俄與德國陣營談妥停戰條約時，便表達了願意從伊朗境內撤軍的意願。同時，蘇維埃政府也對伊朗表明要廢除自1828年以來，藉由《土庫曼查宜條約》（Treaty of Torkmanchai）向伊朗取得的領事裁判權，也表明要重訂關稅稅率。這些正好符合伊朗要尋求獨立自主的要求，威爾遜這個和平倡議者不願意給的，列寧反倒很樂意。現今的主流史觀就算不盡然讚揚威爾遜，卻也沒有人認同列寧。當然列寧的「好意」只是因為蘇維埃的衰弱而不得不向外示好，但相較之下，列寧比威爾遜還更像個和平主義者。

伊朗冀望尋求美國協助來爭取權益的計畫完全失敗，只不過蘇俄在1919年也僅是口頭承諾放棄一切特權，當時對伊朗局勢最具影響力的就屬英國。雖然英國外交部的寇松（George Curzon，他曾在20世紀初期擔任過印度總督）也不認為伊朗應該進入巴黎和會，但他一再向伊朗政府釋放善意，只要伊朗願意接受，英國就會提供協助。時任伊朗首相的維蘇克道拉（Vusuq al-Dowleh）洞察到時局，也明白一戰之後的西亞地區只有英國最為強盛，儘管戰爭之前英國與俄國在西亞爭奪勢力範圍，又有德國的力量滲透，但戰後蘇俄退出西亞，德國戰敗，美國只關注歐洲，反而讓英國成為西亞的唯一霸權。

巴黎和會伊朗代表團。（圖：網路）

維蘇克道拉也知道伊朗再如何堅持要進入巴黎和會，也絕對不會有結果，所以他與英國駐伊朗公使交涉，要求英國保障伊朗獨立、修訂關稅、戰爭賠償。這些要求與伊朗過去的要求都一樣，美國無意協助伊朗，但顯然英國很願意。 8月，雙方簽署了《1919年英伊條約》（Anglo-Iranian Treaty of 1919），「英國承認伊朗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英國協助伊朗的財政與軍事改革、改善關稅稅率」。

於是，儘管伊朗亟欲擺脫強權束縛，但時局已然丕變，西亞地區只剩英國一強獨霸，維蘇克道拉認為若沒有英國支援，伊朗恐無未來可言。

《1919年英伊條約》等於是英伊雙方受益，英國也得以完全深入伊朗，不必再像過去一樣擔憂其他強權來切割勢力範圍。此外，也因為這份條約，伊朗在11月受邀進入當時處理國際事務的「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伊朗雖未能進入巴黎和會，但最終卻進入了國際聯盟，此舉反而達成了捍衛國權、提高國際地位的目標，維蘇克道拉功不可沒。只可惜，當下伊朗國會及國內輿論並未看到這份條約所帶來的長遠效益，只將焦點放在條約簽訂後的伊朗宛如英國附屬國而大加撻伐。許多學者也認為《1919年英伊條約》是份喪權辱國的條約，卻忽略了條約簽署的背後有著維蘇克道拉在考量局勢後的妥協與抉擇。

整體來看，伊朗的1919並不完全令人失望，而這個故事也說明了歷史事件不能僅從單一立場來評價，也不能只由結果來論斷成敗。伊朗因為這份條約在戰後（暫時地）提升了國際地位，1919年的峰迴路轉對於伊朗現代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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