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拓梓
大久保利通的雕像，兀自站立在故鄉鹿兒島的市中心，他的鬍子翹的很高，有種趾高氣昂的感覺，但在這個雕像之都，大久保的塑像並不特別被凸顯，路人總是行色匆匆的走過。大久保雖然是薩摩人，但維新之後，他大多數的時候在東京，死後也葬在東京，沒有回到故鄉。
坦白講，故鄉的人並不喜歡他。不止是故鄉，到處的人都不喜歡他。在鹿兒島，大久保利通除了一尊雕像，似乎沒有留下什麼。不同於他的政治對手西鄉隆盛，以各種面貌，在這個城市的路上、紀念品、文宣品上，到處都有那樸質而充滿喜感的臉。大久保走到哪裡，都像是個反派角色，儘管他對「明治維新」貢獻甚大，但不受歡迎一直是他的命運。
鹿兒島市中心的大久保利通銅像。（http://www.fukei-kabegami.com/cgi-bin/kabegami/7096.html）
1787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東京紀尾井町被刺殺時，擔任英國公使的薩道義在日記中寫道：
「民眾非常憎恨大久保，所以看到他死了，大家都好像很高興」。
被刺的那一天早上，大久保才剛剛對來訪的友人提到，明治維新應該要分成三個階段，創業的階段，主要為了平定糾紛、穩固政權而努力。這個階段在西南戰爭結束後，已經宣告完成。接下來的第二個階段，應該要整頓，為國家建立制度。然後才是守成。
大久保對自己的規劃，是在守成階段宣布退休，將國家交給下一代人才，但時間還沒到，他就被刺死。
大久保深深了解，隨著政權的行政事務越來越複雜，憑著一時人才治理的可能性就越來越低。現階段他所可以為國家所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建立制度。但他建立制度的方式極為激烈，例如，廢藩置縣、徵兵制度，都嚴重的衝擊了原來的武士階級。沒有俸祿、沒有功能的武士，成為社會的亂源，不僅到處引發叛亂烽火，更衝擊了統治權威。
但是大久保對這些反彈似乎不為所動，他對暴動的解決方式就是鎮壓。他深深相信現代化改革對國家所帶來的正面影響，也對自己的方向深具信心。事實上，他的判斷也沒錯，儘管叛亂迭起，但似乎無法串聯，可以輕易鎮壓，也沒有對新政府造成過於嚴重的衝擊。可以說大久保以個人的毀譽，成就了國家現代化的改革目標。
大久保以個人的毀譽，成就了國家現代化的改革目標。（http://matome.naver.jp/odai/）
另外，大久保之所以不受歡迎，也是因為他從來就不是個浪漫英雄。
幕末時期，他原先是薩摩英雄西鄉隆盛的跟班，打仗、劍術他都不在行，但他對政治頗有天份，是個被認為能夠解決問題的人才。
維新之後，他成為政府參議，與聞機要，為了讓政權穩定，他對各種叛亂的鎮壓毫不留情。西南戰爭中，大久保和老長官西鄉對上，並且將他逼入自殺絕境。由於西鄉是個浪漫英雄，大久保就必定得站在反派角色。
刺殺他的石川藩士島田一良在《斬奸錄》中提到，現在的政治非出自天皇聖斷，也非出自人民公議，而是來自獨居要職的官吏臆斷專決。斬殺大久保，就是要制止這種情況惡化下去。島田一良成功了，但是大久保的死，雖然讓高漲的反對力量一時紓解，卻沒有能夠阻止國家現代化的腳步快速地走下去。
大久保是一位強硬的改革者，不過他最大的成就，其實是因為外交。
1874年發生牡丹社事件，琉球王國的漁民在台灣被原住民殺害。為了藉機擴大影響力，大久保興起了出兵台灣，迫使琉球成為日本保護國的念頭。不僅如此，大久保主張台灣的原住民是無主之民，但一向沒再管台灣的清國，顯然不這樣認為。
雙方衝突一觸即發，美英都介入調解。由於英國當時勢力甚大，說服清國賠點小錢了事，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也在和約上得到清國對日本出兵是因為「保民義舉」四個字的說法，贏得琉球的宗主權。不過清國其實沒吃到太多虧，因為當時日本的戰款，是賠款的十倍，清國可以說是用少少的錢，得到了暫時性的和平。這個大家各取所需的談判，充分展現了大久保的外交長才。
木戶孝允、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史稱日本「維新三傑」。（維基共享）
在大久保的同一時代，這種力求改革的人還蠻多的。例如，山形縣令三島通庸就是個例子，他被稱作「土木縣令」、「鬼縣令」，非常熱衷於道路開發。他一人兼任福島、山形、栃木縣的縣令，這幾個北關東、東北地區的縣份，幕末時期都站在江戶幕府，而非維新那邊。
但薩摩出身的三島，並沒有因此而不在乎這些區域的進步，反而覺得自己沒有包袱，更應該要把心力貢獻於日本的現代化。他全力投入，希望打通從東京到山形的道路。儘管當時的地方議會反對，但三島毫不理會地方民意，甚至跳過議會，直接請求中央政府支持，全力為實現自己打通道路的夢想而努力。
開路就要徵稅、勞役，舊會津人覺得薩摩來的三島根本是故意找碴，三島的政府在福島、喜多方等地，都和當時正熱衷民權的自由黨人，以及覺得勞役不公的農民發生小規模衝突。但三島並沒有因此停下現代化的腳步，他對反對者的回應，就是把他們抓起來，大規模逮捕叛亂者的「福島事件」，牽連受懲者達兩千多人。因此儘管三島做了很多到現在都還被肯定的建設，但卻也頗被地方所憎恨。後來三島還升了官，當了警視總監，因為過勞死在任內。
三島通庸希望打通從東京到山形的道路，儘管當時的地方議會反對，但三島毫不理會，甚至跳過議會，直接請求中央政府支持，儘管三島做了很多到現在都還被肯定的建設，但卻也頗被地方所憎恨。（維基共享）
像大久保、三島這樣的人，可以說是以激烈改革為真理的奉行者，某種程度來講，雖然面貌比較模糊，但他們也算是創造時代的英雄。他們用生命經驗告訴後人，過於激烈的改革必然引起反彈，不過這樣的反彈有時候會導致改革的挫敗，有時候則會因為個人的死亡而平息。
在不民主的時代裡，人民的意見沒有辦法真正透過公議的方式表達，因此在社會畸形的自由流竄，最後只能以斬奸之舉，來作為社會發洩的出口。這樣的情況從幕府末期，一直到明治年間，在日本政治中不斷不斷地重演。以這樣的角度觀察，大久保之死，算是以生命最後的價值，平息了持續而來的反彈。
但大久保之死也提醒了民主時代的我們，改革從來都不會一步到位，穩健前進，經常是的唯一方法。問題是，穩健改革，並不代表會一路平順，所謂穩健、中間，經常就是要因為妥協折衷，而腹背受敵，被進步者認為保守，被保守者認為過激。
這些激烈改革者所面臨的困境，告訴所有後進的執政者，要耐住批評，細心解決問題。就算改革是你心目中理想實踐的方向，但如果過度偏向單一立場，反而可能造成改革的不可行與失敗。這就是歷史帶給我們的警惕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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