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岳／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仲夏訪日的觀光客中，多半會將各大地方知名祭典納入參訪行程。揉合傳統風情與現代面貌的祭典，不但吸引了大量的人潮，甚至逐漸成為地方政府促進發展的載體。究其因，乃在於日本社會近年面臨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的雙重挑戰，鄉村地區人口外流與城鄉差距擴大的情形已從單純的社會現象轉變為政策議題。是故，近年地方有志人士的發起下，各種運用既有的文化元素所舉行不同祭典，在在併發出驚人的創意。
「自己的故鄉自己救」，將「在地經濟」納入未來發展方向的台灣，絕對有必要另闢蹊徑，打破悶經濟。日本的祭典如何經濟，如何帶動人潮，如何推動地方再生，也因此有了格外的參照價值。
祭典五四三：信仰、民俗、節慶
祭典，原指基於宗教信仰所進行的敬拜儀式與相關活動，然而，隨著文化的流佈，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的介入，祭典進行期間往往創造了一種揉合宗教、民俗、文化與經濟的特殊空間，並因著祭典活動之故，原本具有的神聖意含也逐漸消褪－倘若我們不對祭典驅向庸俗存有過多的批判，祭典逐漸超越了單純的宗教界限，不只成為民俗節慶，甚至成為龐大的商機來源。
祭典原指基於宗教信仰所進行的敬拜儀式與相關活動，隨著文化的流佈，歷史的發展，與政治的介入，祭典進行期間往往創造了一種揉合宗教、民俗、文化與經濟的特殊空間。圖為兵庫縣姬路市灘けんか祭。（I, Sailko，wikimedia.org）
祭典的民俗化，乃至節慶化，可以藉由日本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的研究知其梗概；柳田國男的民俗研究，核心之一，乃是為了回答「何謂日本人？」這個大哉問。柳田國男一生遍訪鄉野，採集民俗，提出了「聖俗二元論」的看法，他認為祭典中的敬拜儀式，代表著一種超自然的存在，此一儀式之獨特，乃在於展演了「非日常性空間」，此一空間又經過祭典活動而取得民俗上的意義，成為鄉土認同的重要來源。
順著柳田的理路，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推測，當工業社會與都市化來臨之時，祭典作為鄉土認同的內涵理應改變，可能的發展，在於祭典承載的神聖性遭到弱化，而作為營造集體認同的民俗性則得到強化。此時，祭典將不只是屬於神的，它可以是世人的節慶，甚至可能轉化為某種娛樂或商業活動。這種「降尊紆貴」的例子俯拾皆是，作為神道奉納祭典大相撲，就是經歷長期民俗與商業的轉化，成為職業運動的明顯示範。即使相撲仍被視為日本神道文化的重要象徵之一，但已不再神聖，即使這仍是日本專屬的運動形式。
日本民俗學大師柳田國男。（維基共享）
祭典的主要形式與神道教脫不了干係，主要的起源，與明治開國以後的民族締造工程密切相關。明治之前，多元宗教並存。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宣佈「王政復古」與「祭政一致」，為了具體表現敬告神祇的「五箇條誓文」儀式，並且建立新的民族認同，明治政府展開了一連串分離神道與佛教與「廢佛毀釋」的運動。此一運動的目的，在於提升原生的日本民俗宗教之地位，至於公元五至八世紀來自韓國的漢傳佛教，則遭到明治政府的壓抑。原本神佛兩道各自傳教，佛寺與神社並存的情況不再，江戶末期帶有「宗教民族主義」色彩的國粹派，開始議論神道與佛教起源有異，兩教不可相混。因此，明治年間出現了「廢佛毀釋」運動乃在於造就政教合一之政體，其內涵，則在建立一種「國教」。
自一八六八年《王政復古大號令》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明治政府以《教育敕語》與國家神道來形塑了「帝國臣民」的認同，明治政府內務省直轄全國神社，神道教儼然成為國家宗教，國家直接介入社道的管理，廢除神主世襲制，整併神社規模，崇拜神道教成為國民義務。
神道教的國教地位在成為「國家神道」以後得到鞏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神道信仰不只被視為精神戰力的基礎，更被推行至日本帝國殖民地作為強化人民效忠的工具。盟軍解放日本以後，聯軍總部（GHQ）自然將神道視為軍國主義的精神基礎，為了拆解天皇因神道與政治結合所享有的神格地位，聯軍總部要求政教分離，廢除國家神道，政府不得資助主導神社運作。但是民間之神道信仰已成主流，難以禁絕。（註）
一八六八年《王政復古大號令》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明治政府以《教育敕語》與國家神道來形塑了「帝國臣民」的認同。（維基共享）
既然經歷明治時期以來的各種官方動員下，神道為主的祭典形式，已然全面滲入日本的社會與文化中。然而，雖說神社祭祀禮儀所出現的神輿、山車、太鼓台，甚至是週邊的屋台，巫女、舞蹈、遊行等元素早已成為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其宗教性質卻大為降低，在高度現代化的大都市中，祭典反而因為凝聚地方認同的因素，其影響力未曾消逝，並且因為各種祭典組織與企業的支持，轉化為都市居民共同意識承載的重要場合。
結果，發源於傳統，興盛於明治，統合國民意識的神道活動在特定時節成為日本的全民運動，各地的祭典活動加速發展，造就傳統祭典的民俗化。由於現存於日本的大型祭典極多，以有限篇幅全部描述實力有未逮，犖犖大者，即有京都於每年七月舉行的「祇園祭」，德島每年八月舉行的阿波舞（阿波おどり），沖繩七、八月舉辦的「全島EISA太鼓舞祭典」（沖縄全島エイサーまつり），青森每月八月舉行的「睡魔祭」（青森ねぶた祭り），宮城縣每年七夕舉辦的「仙台七夕祭」（仙台七夕まつり），秋田縣每年八月舉辦的「秋田竿燈節」（秋田竿灯まつり），山形縣八月初舉行的「山形花笠祭」（山形花笠まつり），盛岡縣在八月舉行的「盛岡三颯舞祭」（盛岡さんさ踊り），高知縣八月舉行的「夜來祭」（よさこい祭り），岐阜縣七月底到九月上旬舉行的「群上舞祭」（群上おどり）。
青森每月八月舉行的「睡魔祭」。（www.tohokukanko.jp）
以上祭典的時期長短不一，表現形式也有差異，足以細細品味，而每個城市也都以其擁有的著名祭典京為重要的文化象徵（京都祗園祭、東京山王祭、大阪大神祭），這些大型祭典早因其規畫盛大，參與眾多，成為國際遊客訪日的重點行程。以最為著名的祇園祭為例，每年自七月開始長達一個月，活動期間在京都各區的鉾町皆會展示不同的山鉾，這些山鉾造形精美，活動期間往往吸引大批人潮參與，在山鉾巡行之前的宵山前夜，四条通與烏丸通禁止車輛通行，遊人著浴衣悠遊行走其中，蔚為勝景。也有以舞蹈作為表現形式的祭典，譬如高圓寺、南越谷、德島的阿波舞，亦是在活動期間動員民眾參與，成為地區盛事。東北地區的青森睡魔祭，內容取材自日本與中國的傳說與人物，製作超大型燈籠，極具可觀之處。
祇園祭每年自七月開始長達一個月，活動期間在京都各區的鉾町皆會展示不同的山鉾，這些山鉾造形精美，活動期間往往吸引大批人潮參與。（GFDL-no-disclaimers, wikipedia.org）
祭典的經濟，經濟的祭典 ：都市祭典、文化祭典、經濟效益
戰後，由於都市化與祭典世俗化的結果，祭典的功能一再擴大，各種冠以祭典之名的大型城市活動亦大受歡迎，反映了日本社會、文化、藝術、不同族群之間的豐富內涵，甚至興起了非宗教性的祭典活動，或是為了觀光與宣傳的方便，出現了各種甚至不必然以「祭」為名的大型城市集會，僅擷取兩類介紹：
第一種是都市祭典
此類祭典傳統上以在地社群的傳統文化為基礎，有時亦以「節慶」（フェスティバル，Festival）稱之，以與傳統宗教色彩較為濃厚的祭典區格。著名的都市祭典甚多，以濱松祭：每年五月中在靜岡縣濱松舉行的「濱松祭」（浜松まつり）, 有時亦稱為凧祭（たこますり），原來的活動主旨在慶祝端午節出生的長子，後來逐漸擴張慶祝範圍，次男、女兒亦計入慶祝對象。活動兩大主要焦點是白天在中田島沙丘的風箏大會與晚上的「御殿屋台」花車遊行。「凧」指的就是風箏，「凧祭」指的其實就是白天著名的「風箏合戰」，參與者初時以各社區為單位，以割斷他組的風箏決勝負，後來參與者規模愈來愈大，成為為靜岡的年中盛事。
每年五月中在靜岡縣濱松舉行的「濱松祭」, 亦稱為凧祭。「凧」指的就是風箏，「凧祭」指的其實就是白天著名的「風箏合戰」。（http://elian.cocolog-nifty.com/photos/）
另一種則是博物館或美術館為基地的各種大型「祭典」
譬如1989年開幕，座落於東京與澀谷的Bunkamura（文化村）即是以其大型而複合的文化展演場地為基礎，常年性的成為現代文化藝術活動的演出場地，其強調的現代藝術也因此成為市民重要的文化親近場地。譬如2012年舉行的「東京無形文化祭」，即策畫了以日本為主，包括韓國、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的文化藝術演出活動。除了這兩種祭典以外，近年亦興起以藝術祭帶動地方再生的情形。最為台灣人所熟知的，當推北川富朗推動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與「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發想來自新潟縣出身的國際著名策展人北川富朗，他的發想乃利用新潟縣十日町市、津南町構成的農村地區「越後妻有」之自然生態為基礎，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前來，提供村內大量閒置的空間、田地、廢棄學校，再結合在地老人的巧思，使得越後妻有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地景。這種藝術家與村民共同創造的藝術品已經累積上百件作品，羅列分佈在廣闊的農村地區，也延伸至JR飯山線，蔚為奇景。再加自2000年起3年一度的多次累積，越後妻有地區的藝術祭觀光潮人數迭創新高，數以百萬計的觀光客湧來，帶動了地方產業的翻轉，活化了原來沈悶的鄉野生態，締造了導遊、鄉土料理、創意旅舍等商機，也吸引了不少年輕人留在越後妻有從事相關活動，可以說是藉由多元文化活動的整合成功再生了越後妻有。
「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利用新潟縣十日町市、津南町構成的農村地區「越後妻有」之自然生態為基礎，邀請國際知名藝術家前來，提供村內大量閒置的空間、田地、廢棄學校，再結合在地老人的巧思，使得越後妻有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地景。（圖：網路）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則是另一個融合海洋文化和藝術來帶動地方再生的例子，而其幕後投手即是在台灣以推廣兒童教育而負有盛名的倍樂生集團（Benesse）。
瀨戶內海為四國與本州之間的海域，與越後妻有一樣，飽經長期的人口外流與住民老化而成為沒落的漁村地區。此一頹勢在地方政府、企業與居民的合作下，出現了轉機。約2010年起，瀨戶內海以直島為首等週邊島嶼，在北川富朗等各方合作下，開始了以「圍繞於藝術與海的百日冒險」為概念的現代藝術活動，招募上百位國際藝術家依各島特色進行作品創作，結合不同島嶼的獨特歷史人文，翻新島上的房社、神社等地景，創造獨特的海洋藝術空間，也使瀨戶內海由乏人問津的沒落漁村，轉型為每年約有260萬旅客造訪的藝術之家。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則是一個融合海洋文化和藝術來帶動地方再生的例子。（圖：瀨戶內國際藝術祭官方網站）
祭典的遊客動員效果驚人，自然被地方政府視為振衰起敝的重要渠道。雖然目前對於祭典的外溢效益統計仍有精進之必要，依其聲譽、規模、地域所造成的經濟效益亦有所不同，但在不少研究中，認為重大祭典帶動的經濟效益，包含住房、交通、飲食、消費以及其衍生帶動的產業生產並不下於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對於亟欲另闢動能開創地域發展新局而言，祭典相關知識不但涉及歷史與文化面向，如何可持續地藉祭典振興地方，亦逐漸成為顯學，近年來各種超級公務員辦理祭典振興家鄉的都市傳說此起彼落。正當台灣倡議在地經濟之時，強調在地人文歷史，多元旅遊形式，創意美食的文化祭典，正可能是下一波地方發展的動能所在，尋求在地特色，發揮獨特創意，融合本土居民，尊重文創專業的人文藝術祭典，值得我們更多的理解。
註：
關於神道的討論，可參見安丸良夫，《神々の明治維新：神仏分離と廃仏毀釈》（東京：岩波書店，1979）；至於戰後聯軍總部對於天皇神格的討論，可參見ケネス・ルオフ，《国民の天皇：戦後日本の民主主義と天皇制》，高橋紘監修，木村剛久、福島睦男譯（東京：共同通信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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